对于这种以专制思想为基础的取人之道，苏轼极为反感，绝不赞成。他返回京城时，其才华和威望在宋神宗心目中也有很高的地位。因此，神宗为科举变革之事特别征询苏轼的意见。而苏轼也不客气，立即呈上了明确持异议的《议学校贡举状》。在苏轼看来，科举不论考什么，都有可能出现考试成绩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情形。一切都以考试为准，失之于仓促，无法深知士人的才能行为。因此他曾经认为，科举应该“兼用考试察举之法”，这样就可做到“始由察举，而无请谒公行之私；终用考试，而无仓卒不审之患”。

至于王安石主张的诗赋缺乏实用价值这一点，苏轼也不以为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它是唯一可行的选才方法。如果说诗赋无用，为何从唐代以来，通过诗赋考试成为名臣的不计其数？反过来，苏轼对王安石中意的经义取士大加挞伐。一方面，如果考经义是为了考察品行，那么这等于教天下人作假，因为德行应该是通过君王的表率和奖惩来教化的。另一方面，经义取士由于缺乏科学客观的评判标准，容易导致任意发挥，不但难以选拔出真正的治事之才，且易造成浮华文风。

站在几百年再看这段争论，不免令人感叹苏、王两人都有偏颇之处。其实无论是诗赋，还是经义、策论取士，都各有其长，也各有其弊。在文学上，以诗赋取士曾造就了唐诗的兴盛；宋以经义、策论取士，也使得宋代文章长于议论。但就理政治世而言，无论是诗歌，还是经义、策论，恐怕都不足以选出具有经邦治国、规划天地的实际能力之士。后世明清科举的经义、策论同样沦为讲求文学技巧的文字游戏，便是一个例子。但要苏轼、王安石解决这个整个科举时代都不曾解决的问题，恐怕也是苛求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