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黑暗年代里，翻译《资本论》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资本论》是马克思集毕生心血写成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的翻译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尽管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就曾撰文介绍过《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翻译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耗时费力的工程，在白色恐怖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读者都没能完整地看到这部巨著的全貌。在敌人统治区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工作，就是一场饱含着鲜血和汗水的曲折艰辛的接力赛。

“为译《资本论》而死是光荣的”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4年，他回国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有人劝他放弃这个想法，理由是这项翻译工程会耗尽一个人的全部青春和心血。日本的高畠素之就因花费十年时间把《资本论》译成日文，结果积劳成疾而亡。郭沫若力排众议，坚决地回答说：“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

可是这个宏伟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获得通过。由于出版社不敢承担出版《资本论》的风险，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使他感到十分遗憾，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情和决心。在险象环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郭沫若陆续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著名篇章，对传播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1925年春，陈启修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易名陈豹隐，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手翻译《资本论》。他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文译本进行翻译。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中文译本。陈启修原计划分十册出版《资本论》，但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册。

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留学苏联，精通六国语言的潘冬舟见《资本论》出了第一卷第一分册便没了下文，于是决定接着陈启修的工作继续翻译。潘冬舟的翻译速度很快，文风朴实流畅，先后译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为两册，即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张学良秘书的潘冬舟被蒋介石点名抓捕，1935年牺牲于武昌。

对于潘冬舟，张学良曾不胜惋惜地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革命者翻译《资本论》的努力再次被扼杀。

《资本论》第一卷翻译中的艰难与曲折

1936年6月，《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以世界名著译社名义出版，译者是侯外庐和王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