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的一个重大收获，是搜集到大批书报。毛泽东同志从这些书报里找到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些书运到苏区后，毛泽东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不但自己读，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求，其他东西可以少带，但书不能不带。其中，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他十分珍爱的，这两本书跟着毛泽东同志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由于经常借给别人看，长征过后，书已经相当破旧了，可他仍爱不释手，他在书上圈圈点点，并作了大量批注，还注明某年某月“初读”“二读”“三读”字样。曾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在长征路上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同志读马列著作，“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条件虽然仍然很艰苦，但比以前要好得多。毛泽东同志充分利用难得的相对和平环境，广泛搜集研读马列主义书籍，以便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路线的错误。他提议整风运动之后，组织人力大量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并强调：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