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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修新书?“事增”“文省”到底体现在哪?

文|知衡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重修《唐书》呼声越来越高,动因大概有二:

一是为了取法唐朝,学习统治经验。北宋中期暴露出来各种“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让有识之士觉得回头从大唐“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中寻求解决方案是一条捷径。

二是历数旧书之差,觉得旧书气质上“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文笔上“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另修唐史乃是“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传”天降大任。

这是台面上的说辞,实际上,早在仁宗朝之前,宋太祖黄袍加身后,修“前史”以正视听一事就偶有提及,碍于人才短缺,迟迟搁置。而以欧阳修为首推动的此阶段古文运动取得了成功,加速挑战着晚唐五代重视骈文的文风,以“文道合一”、经世致用为己任的北宋文人对于改写骈体文大行其道的《旧唐书》,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首议者为宰相贾昌朝,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提议,次年开局修撰,17年间,如宋祁等人前赴后继,欧阳修审阅定稿,宰相曾公亮领衔进奏,宣告书成。在欧阳修代曾公亮所作的《进新唐书表》中,以总结汇报形式回顾了修新书的前因后果,其中“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一句,后世多划重点,被认为是制《新唐书》的最高纲领,也是其相较于《旧唐书》最大的区别。

那么“事增”“文省”到底体现在哪呢?

为什么要修新书?“事增”“文省”到底体现在哪?

《新唐书》,全二十册,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

《旧唐书》最大的问题,是五代纷乱导致遗闻往事无人记述,残编故籍无人收藏,援据较少。赵翼《廿二史札记》评其“全用实录、国史”,体例上缺乏深刻见解,沿袭旧史,墨守成规。唐德宗元和以前,材料扎实,还能使本纪简明,列传明晰,唐穆宗长庆以后,国史、实录缺失,就见本纪杂乱重复,列传事迹寥寥了,具书诗话、书序、婚状、狱词等,以致“语多支蔓”。而该说的又不说,“《褚遂良传》不载其倾陷刘洎之事,《李世传》不载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云京传》不载其激变仆固怀恩之事,《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实在不够专业。

先天不足,后天又忙中出错,“不暇订正也”,遗留了许多低级错误。有如萧颖士同时出现在韦述附传、《文苑传》,杨朝晟在列传七十二、九十四重复出场。《职官志》称唐为“皇朝”“皇家”“国家”,《经籍志》称唐为“我朝”,《徐有功传》以“今上”代玄宗,《曲环传》以“上”代德宗,字里行间让人还以为是穿越了呢。

关键词: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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