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百家讲坛》的开播是中国科教传媒事业的一个里程碑。通过光盘刻录和出版印刷技术的支持，《百家讲坛》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和广泛的社会回响，也正是从《百家讲坛》第一批走红的《易中天品三国》、《纪连海讲清史》开始，拉开了中国百姓从听别人说到品别人讲，再到自己通过博客、空间撰文互动参与其中的文化转移过程。

因此从知乎到豆瓣，从微博到各大自媒体，历经十年的文化百家争鸣，每一文化行业、每一专注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大V牛人，他们胸有笔墨，观点犀利，甚至考证问题的角度与视野大有超越科班专家之势。

但是，直到古诗古词又在中华大地掀起一阵全民狂潮，我们才发现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背古诗，却没有人再能写出诗。

中国的诗词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先秦文化时期的地方风词歌谣，到汉代的词赋，到唐宋时期的诗词，一直到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甚至在民国以后，中国的诗词文化一路高歌猛进，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一不被这种文化上的喜好倾向所洗礼。

在汉代，司马相如的词赋被汉武帝手捧席边爱不释，词赋是贵族的宠儿;在魏晋，曹丞相莅临边疆广海总是要借诗词抒发一下情怀，诗词是士家文化的代表;在唐代，数不胜数的诗人才子用唐诗描绘人生的春风得意，记录民间的清贫凄惨，抒发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唐诗是全民皆兵的文化兵器;在宋代，文人骚客又是用宋词体会世间炎凉和生鬼百媚，宋词是畅叙幽情的记录方式;在明清，诗词慢慢被章回小说挤下神坛，但依旧是民间茶余饭后打油会友不可忽视的文化手段;民国后，诗词虽然被白话文淡出民间，但依旧是大家风范的秘密武器。

直到现在，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我们，除了为了最后能够在考试中写出上下句来背诵，写诗几乎成了“万径人踪灭”。

能背固然是好，在特殊的心境、特殊的场合，借古人之诗能够抒发胸中块垒这固然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优秀展现。但能背并不代表会写，能背一千首古诗不一定能写出一句诗，把“听”--“品”--“看”转化成自己的观点，却不能把“背”转化成自己的“作”?

我们都知道文化与经济相连，生产力的进步会推动文化的发展。因此当资本主义萌芽在晚明含苞待放，以章回小说为代表的市井文化骤然兴起。我们也知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

但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是，文化与政治也是密不可分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朝局陷入政治困局的时候，文化市场必然反其道而行之，必然会掀起一场文化运动。我们称他为“古文运动”也好，“复古运动”也罢，无一不是要通过文化的反总用，修正政治上的问题，摆脱政局僵化上的困境。

因此唐代会有韩柳的弃骈运动，宋有欧阳修的复古运动，包括戊戌变法等等

这个时候，与困境为敌的不是地方叛乱、不是武将持重，而是诗词!

正是通过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文化复古运动，涌现了一大批在政局中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家，既让诗词文章一直保持着进步，随时代焕发第二春、第三春，又让政局保持着继续前进的良好方向，通过文化的扩散增筑自己在政事上的威严，从而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推动政局的发展。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政治与文化而言，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政治。

隋唐一改前朝选贤用人的方式，通过科举录用人才。纵然其中依旧保持着高官门第的延续性，但即使是这些权贵子弟，他们也都是古诗能手。

隋唐之后历朝历代沿用科举取士，但宋代的政治家更胜一筹，不仅能写漂亮的诗词，还要能写出绝无伦比的文章。明清在科举之上构筑八股，可看看从八股中走出来的郑板桥、龚自珍，诗词文章依旧样样能有。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从唐到清的取人标准，唐代考试考是谁诗写得好，宋代考试考的是谁词章写得好，明清考试考得是谁文章写得好，经义理解得好。而文章辞藻的好坏，又离不开对于诗词文化的广泛积累和创作尝试。

想要拿到官场的通行证，就必须把诗词的基本功练好。

所以唐代送别友人，会张口就来的来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宋代看看边疆的敌人就会张口来一句“西北望，射天狼”，明代看到竹子就会脱口而出“任尔东西南北风”。

而如今，作为走向社会的通行证，想把试卷中挖的留白填上就必须把诗词背好。这种仅仅锻炼记忆力而不是创作力的方式，怎能写出“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词句呢?

人们都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因此也强调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诗句，不要太作苛求。

但可怕的是古诗创作的湮灭是教育制度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古文运动不是靠一个诗词大会就能扛起大任的，而是人才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