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苏轼连续进呈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与《拟进士对御试策》，全面展开对新政的批判。

第一篇《上神宗皇帝书》长达万言，可谓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之代表。在此文中，苏轼将变法内容进行逐条批驳，大加批伐，几至无一丝可取之处。文章开篇，苏轼就提出了“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亦即苏轼对于变法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结人心”针对的就是变法的各项具体措施。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实际上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吏皆惶惑”。要“复人心而安国本”，就应该罢去“新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厚风俗”则是反驳王安石变法的相关理念。基于传统的儒家观念，苏轼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其“道德”“风俗”，而不能以简单的“强弱”“富贫”衡量。比如“秦”“隋”两朝时国家看似国富力强，但“根本已空”，则“僵仆无日”，导致了他们的“速亡”。从中不难看出，苏轼主张的是藏富于民。另外，苏轼也反对王安石任用“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因为任用这样的人会导致“好利之党，相师成风”——这一点也被苏轼不幸言中了，王安石火线提拔的官员——以吕惠卿为首——后来都列入了《宋史》的“奸臣传”。

至于“存纪纲”则是就王安石压制谏官的不同意见而言。当时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对那些胆敢弹劾自己的御史一律撤职。结果，台谏官员实际上已经成了宰执的附庸，无法履行维护“朝廷纪纲”的职能。苏轼认为为了避免谏言而压抑台谏，根本毫无道理。即便用强制手段达到“言无不同、意无不合”，万一有“小人”鱼目混珠在其间，君主将会因此无法做出准确的评判，于国则有大害。

如果说《上神宗皇帝书》还是对事不对人，那么一个月之后的《再上皇帝书》就堪称直接的人身攻击了。其言辞之激烈直让人瞠目结舌，几至无法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苏轼手笔了。他不但进一步将“新法”贬低得一无是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随之”），而且其行文之间虽未指名，然而天下谁人不知句句不离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苏轼竟将王安石比作魏晋之际的奸臣贾充，要求神宗将其罢免——“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实事求是地说，这就颇有些“要挟”的味道了。

而在最末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里，苏轼继续猛攻王安石。先是痛陈变法之祸，再说王安石不知人善任。最后搬出了儒家经典《诗经》与《尚书》维护“祖宗成法”：“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这不啻是在直接针对王安石之“三不足”，而吼出了反对变法的最强音。当时,苏轼在反对新法方面的确是以大胆敢言著称的。他通过上书、召见对议、作文、写诗等各种方式反对新法，制造了大量舆论。无怪乎司马光都会发出了“敢言不如苏轼”这般感慨了。只不过，连番上书以后，神宗仍旧无动于衷。

熙宁初年的大宋朝廷，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一方是在宋神宗支持下的以王安石、吕惠卿为首领的变法改革派，一方是由苏轼与司马光、韩琦和张方平等元老大臣形成的反对派。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在此党争激烈之际，已无调和折中的中间立场，唯非此即彼而已。在论战中，苏轼与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站到了一起，实质上也起到了“保守派”的作用。不过，无论从他早年主张改革的文章，还是从日后变法失败后所说的公道话看，苏东坡都不应该简单地与“保守派”画上等号的。他一生都没有放弃自己在仁宗朝提出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比如，苏轼虽然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但对“近日裁减皇族恩例”之类做法却作了肯定。因为这与自己“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的主张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