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知识分子则不再过问国事，元曲有“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夺汉朝，篡了呵篡汉邦，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葫芦今后大家提，想谁别辩个是和非”。元代士人不问国事，终日在勾栏妓院中和妓女优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级制度有关。元代的士人几乎是集体退隐。明朝的情况又特殊。朱元璋是个天才，他由一个贫苦的农民、叫花子，依靠士人当上了皇帝，但又总是怀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杀了一批士人，还发明了“批颊”即当面打士人的嘴巴，动辄便把士人打死、掼死，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从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时，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着想；一个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时，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甚至会毁坏国家、损害他人。所以，历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尽力维护国家，而太监、佞臣等靠自残或迎逢而深居宫廷，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往往就会损害他人、损害国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压政策下，他们不得不为君所用，但也决无发明，仅是虚应故事而已。一旦高压解禁，曾被轻蔑的士人便只考虑个人，而不再考虑国家。当国家危难之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乐年间预修过《永乐大典》的慧暕和尚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乐后期，国家尊重知识分子，对士人采取宽松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还心有余悸，后来胆子大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传播画艺等为名，到国外去定居，在国外搞得好就不回国，搞不好又回到国内来，来去自由。这个时候，慧暕和尚又说：“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二）朱元璋时代，知识分子虽然无负国家，但因心惊胆战，只能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事，个人的才智都没能很好地发挥。到了永乐年间，高压政策解除，知识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轻蔑又因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大都为自己着想，很少有人愿为国家献身，所以说“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尚能知重名节，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识分子连名节都不要了。《明史·阉党传》上有一段总结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雠，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最后说：“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历代的知识分子对阉人是不屑一顾的，而明中期之后，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利益，竟附丽于阉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争献媚”，何其鄙也。到了这一步，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