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却突然到来，宋子文从西安返京后，即邀戴去他住处，并告诉他将再次返回西安，并请戴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这使他既吃惊又欣喜，他终于感到宋子文还是重视他，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启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
急留遗嘱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迄今所见的史料看，没有作为。此行张、杨并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予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也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机极深的戴笠却留下一份怪诞的遗嘱，遗嘱是这样写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这份“遗嘱”虽未署日期，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领袖蒙难后十二日”之语推算，当写于12月23日，戴笠到达西安还只有一天，他是22日傍晚到达，24日离开的，停留在西安的时间再这么算也不到两个整天，只两个晚上和一个多白天而已。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
22日傍晚，赴西安众人抵张学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而戴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事变之事的处理问题。此事见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
是晚戴在张学良公馆用餐，一起用餐的有蒋鼎文和“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中说：“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又据蒋鼎文纪念集载，宋子文也与他们一起住在张公馆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于是赶忙召集蒋鼎文、戴笠商议对策，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方案，并报蒋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述及。显见反建议这种重要书面方案，讨论斟酌不会一时三刻的，而且这一方案还要等待“蒋介石批准后”，三人才可决定或聚或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