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源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这种陈腐的“女人祸水论”，历来受到人们的批驳。
唐代诗人崔道融《逛西施滩》云：“伯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他把吴国之亡归咎于吴国的权臣，一翻西施亡吴旧案。晚唐诗人罗隐诗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这首诗也反对将亡吴的罪责强加在西施身上，质疑并否定“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为西施鸣不平，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不愁宫里有西施。”
亡国与权势者（君王及谋臣）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古代社会，女人怎么会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呢？鲁迅曾对“女人亡国论”进一步予以辛辣讽刺。他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姬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自古以来，世人对西施有种种传说和评议。在我看来，美丽无比的西施心怀报国之志，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实在是可歌可泣。吴国也好，越国也罢，一朝一代的兴亡盛衰，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左右。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在国破家亡时，举国上下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凝聚力、强烈的复兴精神，才能使国家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这是真正的强者之歌，并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是后世歌颂之真谛所在。
明清两代，裹脚之风盛行，尤其是山西、陕西、甘肃一带近似疯狂，“甚至以足之纤巨，重于德之美凉，否则，母以为耻，夫以为辱”。裹脚的妇女也有适合自己脚型的“高跟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