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后，女性普遍获得教育权，城市的大街上一水的都是漂亮的女学生，名妓花魁的靓妆艳服迅速为更新潮的女学生所淘汰，女学生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在画家们的笔下和照相机的眼睛里，她们像西方的女性一样裸露着双腿，旅行、游泳、骑马、射箭、打高尔夫。更有意思的是，在良家妇女学着名妓们花枝招展的时候，名妓们反倒纷纷穿上学生装，戴上平光镜装清纯了。当然，一些成熟的女学生走进了“名媛”的行列。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人心，时代审美出现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变迁。放天足、自由恋爱的女子被人们视为翘楚的时代美人，那些常上“花榜”的名妓花魁，而是有独立人格的名媛贵妇。那时，“名媛”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刚刚以结婚时的一袭婚纱出尽风头，引发了上海滩上的“婚纱热”，虽然彼时她的手腕或政治能力尚未展露出来，但在婚姻中的自主和掌控能力已足够迷人。外交大使顾维桢的妻子黄蕙兰也是交际场上的红人，据说有一次Vogue杂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她还压过宋美龄一头，得了第一。
那个时代，西风东渐，西方的时尚进入了上海。于是，上海的名媛和名妓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从旁氏雪花霜到力士香皂，从古龙香水到双妹粉盒，甚至妖娆的美丽牌香烟，时尚美女倚靠着这些消费品登上了广告牌，成了月份牌小姐，成了上海风尚的代言人。月份牌小姐开始尚以上海名妓为原型，但是，不久主角就换成了丰满性感的名媛贵妇型摩登太太，因为她们更有消费能力。
作为这种潮流的呼应，“名媛”选举在上海应运而生，又被称为“上海小姐”选举。这无疑代替了早年流行的青楼“花魁”评选和“花国”的选举。于是，名妓花魁时代日益衰落，代之兴起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而那个时代电影艺术的兴起，也让“名媛”的群体罩上明星的光环。当时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明星范儿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当然，此时的上海也进入了交际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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