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的新生命
下午在实验学校校园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恶心。我的狗莱蒂叼来一颗小孩的头颅，可能是被抛弃的或没被掩埋好的尸体。——1938年3月1日《魏特琳日记》
日本军队在南京大规模的屠杀告一段落之后，往日繁华的南京城已如人间地狱。
魏特琳和程瑞芳还以女性特有的对生命的敏感，记下女人在战争中的特有的际遇：怀孕、生产。血流成河没有让陷落之城停止繁衍，新生儿诞生的啼哭，像是为抗议残暴的杀戮而鸣。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中，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负责了“大屠杀期间的金陵难民所”课题。“魏特琳的日记里记载，有37名婴儿降生，他们挨过了灾难吗?”金一虹尝试着寻找这些打上了特殊烙印的生命，“他们的母亲呢?他们的家人呢?”
遗憾的是，金一虹的寻找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收获。“我们能找到的，确切出生在南京沦陷后难民营里的人，还非常少。”
沈庆武是为数不多的被寻找到的安全区新生儿之一。
沈庆武出生于1938年1月17日。他从父母那里听说自己初临人世时的场景：在一幢教学楼的楼梯下面，40岁的母亲生下了他。11岁的姐姐拿着剪刀剪断了脐带，当起了接生婆。
安全区里几乎每天都有生有死，在恶劣条件下，有的孩子得了白喉、腹泻、疟疾，悲惨地死去。魏特琳想法为苦难的孩子搞到一些奶粉和鱼肝油。因为很多中国贫苦妇女不会用奶粉喂婴儿，程瑞芳和她的三个助手除了忙于接生、找药，每天还要给几十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
很多初临人世的新生命，还没有来得及看上这个世界一眼，就流星一样逝去了。据魏特琳记录，生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婴儿有37个，死亡27个。
战争给女性带来的还有另一重苦难，就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债。金一虹介绍，美籍医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记中记叙，几个月以来，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要求“卸掉”“不受欢迎的包袱”——她们都是因为被日军强奸而怀孕。
史德蔚信奉基督教，反对堕胎，但他还是为那些妇女做了手术。他认为“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
魏特琳的日记也有过记载，她探望过29个可怜的弃婴。他们被遗弃的原因是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个小家伙大概活不长了，他们几乎都有梅毒。
魏特琳此时也希望以宗教抚平悲惨女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沈庆武出生后的6周内，魏特琳安排每天两次聚会，一次为成年人，一次为新生的孩子，由美国圣公会留守的5位牧师来布道。
女人们很快学会了一些歌曲，魏特琳看到，这些女人特别喜欢唱的是《上帝，请拯救我的国家》、《我们热爱养育我们的土地》。
沈庆武出生一个多月后，沈家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安乐里。安乐里并非“安乐之地”。日军的大肆杀戮停歇后，危险仍然时常光临。“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到我家，让父亲对着墙壁站着，我父亲手里提了一根棍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弯腰去捡时，日本兵的枪就响了，子弹擦着父亲的头皮飞过。”父亲大难不死。
1938年5月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结束了作为安全区收容所的使命。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是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这里。魏特琳没有顾忌日军的命令，仍旧让这些妇孺留在这里，甚至打开大门，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
张连红说，这时候，安全区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魏特琳必须为收留这些妇女找一个理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大学，最恰当的理由就是开办“培训班”。
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的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各异。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的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个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
这些培训并不只是应付日军的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为了妇女们未来的生计。这些教育被分为“职业科”和“家政科”。魏特琳在日记中对教育的成果很满意，却也语含讽刺地说自己“教育出了出色的难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溃。
——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给朋友的信
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的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此前的半年中，她在日记中多次留下过这样的字句。日记也变得断断续续，有时甚至一个月也没有写下一字。
即便是在南京大屠杀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也没有流露过一丝放弃或绝望的情绪。那些人性泯灭的屠戮、虐杀、强奸……渐渐成了记忆，时间却没有冲淡亲历者的创伤。魏特琳是见证者，眼见或耳闻的那些残酷和苦难，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激荡、发酵，渐渐压垮了她的神经。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美国治病。
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打开了厨房的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她55岁。
魏特琳去世后，朋友们在她的枕边发现了一张沾满泪水的照片。那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孤儿的合影。
魏特琳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镇的一座公墓。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为她制作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中国古典式房屋的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个字。在那座小镇，没有人理解这四个属于东方古国的文字。
在南京期间，魏特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她的日记邮寄给美国的朋友。这些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曾陆续发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本杂志上，但并没有受到关注。
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并将其整理公开，供学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眼含泪水，在耶鲁大学读到了这部用打字机打印、长达526页的日记。这位女子叫张纯如，美籍华裔作家，正在为她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收集历史资料。
1998年出版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让张纯如一举成名。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的历史读物。
张纯如在她的书中对魏特琳这样描述：“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
这句话，却也成了张纯如对自己的心灵解说。
南京大屠杀沉重得让人窒息。创伤刻在了一个民族的肌体上，让每个有良知的人不忍直视。它像地狱的噩梦，震颤着人的心灵。
和魏特琳一样，试图探究这场噩梦的张纯如也患上了抑郁症。2004年11月9日，美国加州的一辆汽车里，张纯如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选择了同样的方式毅然告别这个世界，年仅3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