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天桥艺人所处的残酷生存环境,完全是一片原始森林。他们如同野生动物,只能采取最现实的手法展开竞争。做艺讲原则,收摊没饭辙,这一天下来要是挣不着钱,连杂合面捏的窝窝头都吃不上。什么道德艺德,在“生存”俩字面前全都是扯淡。在这个地方,“别让自己饿肚子”才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真理。
形成这么一种极端现实的江湖世界后,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出现了一个以江湖艺人居多、以江湖习气为主的独特人际圈子。这个圈子表现出浓烈的封闭性,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解释,就是出身阶层与社会身份固化。江湖艺人长期浸染在江湖卖艺圈,他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江湖人江湖事江湖规矩江湖话,除此之外,接触不到其他的社会资源,更接触不到比他所处的阶层更高层的那些优质社会资源。反过来,其他阶层、尤其是高阶层的人,也会用另类眼光去打量这群江湖人,用带有个人偏见的评判准则定位这群江湖人。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让他们“下海容易上岸难”——一旦沉落到江湖艺人的阶层,再想翻身,从这个穷窝里挣脱出去,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这是个更加残酷的事,因为它断绝了人活在世上最起码的精神支撑力:希望。科举残酷不残酷?考大学残酷不残酷?都跟底层江湖社会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不一样。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端,却是得到全社会承认的通途,尤其得到上层社会首肯的正道,再难走,也能给底层群体提供改变命运的晋身之路。别看“范进中举”的故事常被用来作为对科举制度的讽刺解读,但范进中举后,其命运和社会地位立即改善了,老丈人胡屠户当众做忏悔:“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高等级的戏剧艺人,虽然不通过科举走仕途,但他们身居仙界,有更多的“通天”之路。相比之下,唯有江湖艺人这个圈子,永远在最底层,找不到任何向上攀爬的途径。而且当希望永不存在时,受累受难就不止他一代人,而是子子孙孙都如此。
相声前辈马三立的家庭遭遇是个典型。马三立是他的艺名,本名叫马桂福,在家里行二,上面还有个亲哥哥马桂元。他父亲是“相声八德”里边的马德禄。在二十年代北洋政府当政时期,得到天津南市“燕乐剧场”经理孙少山的重用,名家李德钖有机会在剧场演出,马德禄给他捧哏。因为这个原因,燕乐剧场每月给马德禄发四十块大洋的包银,相当于按月领工资。四十块大洋,对于梅兰芳那种大牌京剧名伶,不值一提,但对于马德禄这种常年撂地的相声艺人,就是难得的抬举和稳定富足的收入,马家过上了小康日子。马德禄的心志很高,他供长子马桂元读天津商科学校,供次子马桂福读著名的汇文中学。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改变后代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尽量让自己的孩子往上层社会走,哪怕当商人也比当艺人要强。但马德禄的种种努力,在马桂元身上就失败了。别人家的孩子读商科学校,人家的父母又认识银行经理又认识洋行买办,孩子学成了想尝试经商,父母很容易动用自己的社会人际资源给孩子提供最佳发展平台,保障他的事业快速起步。马家有什么?马德禄是说相声的,他平时打交道的人除了说相声的还是说相声的,都是曲艺行的人,好多混得还不如他呢。这点人脉资源,无法给儿子提供经商方面的任何裨益。马桂元学商却没有施展平台,只能继续说相声。几年后马德禄故去,马桂元染上毒瘾暴亡,马家家道中落,马桂福辍学,只能以“马三立”的艺名,重新开始在天津南市撂地说相声的家传本行。
苦海无涯,穷困相传;回头是岸,有岸难登。
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长安玄武门发动突然袭击,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通过血腥的政变为自己登上皇位扫清了障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对东西方历史的大分流,不仅社会史、经济史和军事史、政治史可以有不同的观察支点,不同学者研究不同课题所参照的时空坐标也会不同。宋代是火器开始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这当然反映从军事角度研究长时段取点的道理。
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162年出生在漠北草原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取名铁木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