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门关节在于,不管法律规定得多细,最后都由有内阁决定,内阁由谁决定呢,当然是首相本人。
从以往年号产生过程看,人为因素很大。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选定取代“昭和”的新年号时,日本政府委托东洋史、中国哲学、文学专家以及著名阴阳学者(阴阳师)等人参与选定。最后提出了“平成”、“修文”和“正化”三个方案。
当年具体负责操作的内阁审议室室长回忆,在恳谈会上,因为“昭和”的读音开头是S,而正化、修文的读音也是S,他就诱导恳谈会的8个专家选择“平成”。这个操作过程都是可以公开拿出来说的,而这个人不过是个负责实务的小官而已。
到首相这个级别,可想而知个人因素有多大。
正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年号有着特殊意义。它既是天子执政的时间单位,也是天子权威的标志。每一次更换年号都是国家大事。年号的取舍、含义,毫无疑问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寓意和政治考量。
如果一个年号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期间发生过一些历史大事,或者当朝的皇帝比较有个性,年号就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尤其是明清两代皇帝“一世一号”(一任皇帝一个年号),年号就取代了帝号,成了民间称呼皇帝的一个代指。
不同的年号代表了不同的时代风貌。
比如“康熙”跟“光绪”这两个年号,在中国人脑海里反射出的画面是截然不同的。
又好像,看到“开元”就想跳舞,看到“乾隆”就想下江南。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还保留着中国古代纪年法的国家,日本显然全盘接受,深度领会了年号和年号背后的那些东西。
比如日本第一个年号“大化”,出自中国的《易经》:“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生。” 这《易经》在描绘世界万物起源、变化的画面。
取这个年号,显然有从头开始,万象更新的意思。跟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搞改革、向唐朝学习的意愿很切合。
想出这个年号的人还挺懂行的。
再比如,后醍醐天皇在1334年改年号为“建武”,它原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当时日本朝政由镰仓幕府把持,天皇被压制得很惨,他从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出发,希望恢复天皇权威,推翻幕府这个“奸臣王莽”,像汉光武帝一样,实现“中兴”。
虽说日本年号出处很爱往中国的典故上贴,但另一方面,年号这件事,也反映出日本“小九九”的一面。
年号是天子的年号,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年号也应该只有一个年号。也就是说,用谁的年号,谁就是“正朔”,就有权威。 比如古代的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在其国内均使用中华王朝的年号。
而日本不但在年号上保留了独立性,历史上它还能常常趁着中原王朝衰落的机会反将一军。
晚唐时期,唐国力衰退,日本多次对中国的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威逼利诱,要求渤海王使用天皇年号。
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向强大,向琉球王国扩张。1879年,日本强迫琉球使用天皇年号,随后派军侵略琉球。
在对朝鲜和中国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在两地也用天皇年号纪年。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用“一世一号”,年号成了日本国运的标志:
明治时代,日本走上维新变法和对外扩张之路;昭和时代,日本经历二战、战败再到经济起飞;刚刚过去的平成年代,日本经历失去的三十年,经济泡沫破裂,少子化老龄化,国家日益暗淡,年轻人丧成了不思进取的“废宅”。
普遍流传的段子是,“明治养神、大正养士、昭和养鬼、平成养猪”。
再比如,二战战败后,号称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提议:为了让全体国民都认清战败的事实,应该改年号,年号可以带有“新生日本第一年的含义”,或者带有“民主主义元年”“兴国元年”“投降2年”等含义。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选现在这个时候,再次表现出它的独立性呢?
核心提示:中国也有巴顿这样的人物,一生与战斗和枪声结下不解之缘。此人是谁?钟伟,开国少将,英雄经历暂不赘述,想想在当年庐山会议上,唯一敢拍桌而起为彭德怀说话的人。
刘亚楼性烈如火,有绰号曰“雷公爷”,在空军中可谓“热度”非凡:“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毛泽东说他“战功卓著”,林彪说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他自己说:“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
1949年月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歼国民党军队154万人,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伟大任务,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