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中
实际上,在年号上摆脱中国的影响的想法,早在讨论“平成”的时候就已经萌生。
在“平成”年号决定前,世界上还有“日本第一”的讨论,内阁大臣在国会演说的时候,还会用“日本领导世界的新理念”之类的说法。再依赖中国典籍,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合时宜。
尽管日本泡沫经济应声破裂,但这个想法延续了下来。冷战结束后,日本进一步开始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既不是个东洋国家,也不是个西洋国家,既不处在美国的指挥下,也不是处在中国的威慑下,而是个有自主决定权的全球性国家。
在与欧盟的交往中,与东盟的交往中,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日本都抱持、强调着这样一种态度。
受制于中美两个大国,又不愿受制于两个大国,既想“脱中”,又想“脱美”,日本时时表现出一种纠结。
就安倍本人来说,他是成长于战后一代日本人的首相,对这代人来说,战争的责任不想再背负,战后体制是一种束缚,不管国民还剩多少心气,安倍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让日本重回大国地位。“令和”这个新年号,也包含了让日本也“走进新时代”的意思。
当然,无论新年号是从中国典籍里选,还是从日本典籍里选,这都是日本自己的家务事,中国被捎上,都不过是躺枪。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我们也都清楚,鸦片战争之后,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软弱,转向学习西欧,早已不把中国文化当做憧憬和依托的对象。
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掀起华夷之辨,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东亚文明的正统已转向了日本,日本已经是中华。
我们经常说,日本是个擅长学习的民族,却忽视了它学习消化之后,反过来藐视老师的一面。
在吸收了国外文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产生所谓国风文化,再强调这个转化过了的国体、国学、国粹。
吸收一阵、沉淀一下、鄙视一段,时不时还要反过来抢个地主,这个过程在日本历史上反复上演,几乎成了日本文化心态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经过这么多年,在社会层面,对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是中国文化这一点上,日本民众有时候处在无意识的无知 当中。
很多人既不知道哪个年号是从中国古籍中来的,也不了解历史上中日文化的渊源。对中国当下的发展,既不关心,也不了解,亦没有亲近感。中国文化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文化,而中国是个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存在。
这给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精英和媒体层面的偏见,以及社会民众层面的漠然无知,是中国走出去的一个障碍。
第二,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有些人以往会陷入两种极端:
一种是认为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文化剽窃所得,日本文化就是盗版得不太好的中国文化。
另一种是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已经在日本,要到日本去寻根。
对我们来说,这两个问题比日本年号重要。
核心提示:中国也有巴顿这样的人物,一生与战斗和枪声结下不解之缘。此人是谁?钟伟,开国少将,英雄经历暂不赘述,想想在当年庐山会议上,唯一敢拍桌而起为彭德怀说话的人。
刘亚楼性烈如火,有绰号曰“雷公爷”,在空军中可谓“热度”非凡:“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毛泽东说他“战功卓著”,林彪说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他自己说:“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
1949年月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歼国民党军队154万人,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伟大任务,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