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是深明清官运用之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