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户”的朴素愿望，才是“爱民”。如《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

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说，“处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一味的偏执强硬。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包希仁知庐州，即乡里也……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这段大义灭亲的“佳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若从舅有可死之罪，杀之则可;若罪不至死，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这种“杀妻求将”的行径无疑会使我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逼得绝食而死。可见其性情之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