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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风波始末(2)

“熙宁变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目标,改变北宋的积贫积弱局面,增强宋朝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能力,巩固和加强宋朝的统治。

变法推行的结果,虽然“保甲法”和“将兵法”的推行并没有使宋朝的军事力量有什么加强,“强兵”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是,因为“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的实行所获得的巨额青苗、市易息钱及雇役出剩的役钱,宋朝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盈"的局面,变法的“富国目标”部分达到了。

这场自上而下的变法,有的内容明显是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一些理财措施也有“聚敛”的意图,推行的结果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它鼓励兴修农田水利,并且确实收到了实效,单是水利田一项,在熙宁年间就兴修了上万处,使千万亩的土地获得灌溉之利。有的水利设施对后代还产生良好效益。

募役法中的以雇役代替差役,也顺应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和雇佣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

但是,这样一场对加强宋朝的统治有利,又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变法,在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却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当时站在反对新法立场的,不仅有文彦博、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元老大臣,还有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的皇后)、皇太后高氏(宋神宗之母)和宋神宗之弟赵颢等宫廷显贵。其代表人物则是司马光。

“王安石变法”风波始末

04、庞大的反对派

当时站在新法对立面的人,除了有富弼那种反对任何微小改革的顽固守旧人物外,有许多人是因为在如何革弊问题上同变法派有不同政见。

例如,在宋神宗刚即位时就提出反对“遵常守故”的张方平,他反对守的“故”,只是北宋中期的积弊,他主张的变革是“修明真宗以前旧典”,逐渐“裁而正之”,使北宋恢复太祖、太宗、真宗时期的局面。

这种思想在保守派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这种留恋“祖宗”“旧典”的人反对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变法主张,是很自然的。

司马光在宋英宗时曾提出过改衙前差役为募役的主张,但他又认为对待祖宗之法应当“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他认为祖宗之法使宋朝承平百年,不应尽变。

所以,当司马光认为变法是要尽变祖宗旧法时,他就大叫“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了保守派代表人物。

苏辙则是另一种情况。变法开始时,苏辙曾上疏给宋神宗,批评变法是“所当先者失之于不为,而所当后者失之于太早”。他并不一概反对改革,而是不赞成当时的改革步骤,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

因此,在宋仁宗庆历、嘉祐年间那些“常患法之不变”的名士们,在熙宁变法时纷纷站在反变法的立场,这种变化主要不是他们政治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他们的改革主张同熙宁变法不同,不能接受熙宁年间否定“祖宗之法”的变法。

司马光等保守派人物所以反对变法,主要理由是担心变法对北宋统治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在“抑兼并”问题上,尽管变法派只是一种标榜,变法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但他们已产生无穷的忧虑。因为他们认为,富者是宋朝统治赖以依靠的支柱,“抑兼并”会使富者变穷,而富者变穷后,一旦突然遇到内忧或外患的祸变,宋朝所急需的军用物资就无所从出,就会措手不及。

实行“将兵法”本来是为了提高禁军的素质,他们却认为让武将“专军政”,改坐“以文驭武”的原则,就会出现武将难制的情况。

“保甲法”本来是为了防范“盗贼”,他们却认为教民习武,适足以助长"盗贼”的气势。

总之,他们认为“祖宗之法”是宋朝统治稳定的保证,反对尽变“祖宗之法”。

保守派同变法派围绕变法问题所进行的激烈斗争,是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如何加强宋朝统治的问题所进行的不同政见之争。

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立场,王安石又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同守旧派进行坚决斗争,吕惠卿等其他变法派人物在斗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熙宁年间,守旧派阻止并取消变法的企图没有得逞。在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十月辞职离开朝廷,退出政治舞台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在宋神宗主持下继续推行。

“王安石变法”风波始末

05、神宗死,新法亡

“熙宁变法”虽然前后推行了18年之久,也获得一些成果,宋朝的国库收入大大增加,出现了府库空前充实的局面。但是,由于变法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并没有触及导致社会危机加深的社会经济结构,对造成宋朝“积贫"、“积弱"局面主要根源的专制皇权过分膨胀的问题,更没有任何触动。

许多变法措施本来就没有切中时弊,难以在社会生活中扎下不可动摇的根基,在推行过程中又因官员们希功邀赏,不断出现推行违背立法原意的问题,如把青苗钱的发放由民户自愿请领变为强行摊配,增加青苗息钱等等。

这就使得新法不仅失信于民,有的还引起农民的不满,增加了推行的阻力。因此,新法虽然推行多年,却没有使当时的统治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同时,由于变法派内部并不是一个政见一致的政治集团。在变法过程中作为王安石得力助手的吕惠卿、曾布二人,后来都同王安石发生尖锐的矛盾。

曾布在“市易法”问题上倒戈。吕惠卿则利用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四月第一次暂时辞去宰相职位的时机,想取而代之,夺取宰相职位。在王安石识破他的阴谋,回朝再任宰相后,他又结成一个小集团同王安石对立,甚至告发王安石对宋神宗不忠,企图置王安石于死地。

有些积极参加变法的人则纯粹为了投机。例如,有个叫邓绾的人,为了获得王安石的信任,大力为新法唱赞美歌,并且毫不掩饰他猎取高官的欲望,遭到同乡们的责骂,他却恬不知耻地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就是这个邓绾,后来在王安石同吕惠卿的矛盾斗争中推波助澜,加深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

变法派内部的矛盾,使得变法派不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只有宋神宗一人才能把四分五裂的变法派黏合在一起。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在变法派内部争斗不已,自己也灰心丧气的情况下再度辞去宰相职位,并且从此离开政治舞台后,变法由宋神宗亲自主持,其他大臣都只是奉行宋神宗的意旨,整个变法的命运,也都系在宋神宗一人身上。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死,其子赵煦(宋哲宗)继承皇位时还不满十岁。宋神宗之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守旧派重新上台。

这时,变法派就只能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个武器,来防止变法被取消了。而当司马光提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时,变法派就无能为力了,新法也很快被废罢。

“熙宁变法”因为根基不牢,政局一变就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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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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