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囚犯还直接拿起武器到前线去跟侵略者厮杀。当战局越来越危急、各部队兵员短缺越来越严重时，苏联领导人才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将一部分犯人从监狱和劳改营里抽调出来送往前线戴罪立功。结果，这些特殊战士大多数都阵亡了，这样一来，不仅他们本人获得了最终解脱，而且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赎回了自己对祖国的罪行”，还保全了自己及家人的名誉，使家人不再受到连累。一些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囚犯战士，被撤销了原先的违法、犯罪、判决记录，获得了自由公民的身份，个别人甚至还被申请授予政府奖励。也许，正是因为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不少囚犯或其亲人纷纷请求允许他们上前线去戴罪立功。
囚犯这一特殊身份，注定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期间相对于普通军民而言，要作出特殊的贡献，因为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行，只有戴罪立功才有可能获得新生。问题在于，所谓的囚犯中，大量的人并不是真的犯有什么罪行，而往往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的。比如，1937年10月21日被逮捕的著名航空设计师А.Н.图波列夫，被指控“从事间谍勾当和敌对破坏活动”，其实没有任何证据。千千万万人就是这样获罪而身陷囹圄的。本没有犯罪却沦为囚犯，继而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超负荷的劳役、异乎寻常的奉献乃至最终流血牺牲来洗刷自己的“罪行”，这实在是二战时期一个非常滑稽而荒诞的历史现象。
囚犯们所获得的最高奖励只是获释成为自由人，可是被获释者却很少。而看押囚犯的狱方和劳改营管理人员却因为他们对囚犯看管有方、治理有法而获得了苏联政府的重奖。生产武器、制造弹药的是广大的工人和千千万万的囚犯，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却是贝利亚，尽管他本人不曾动手生产过武器、制造过弹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贝利亚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生产能力中榨取了所能榨取的一切。”
总之，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对待囚犯的政策至少存在着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仅仅因为旷工或者迟到就沦为囚犯；只是因为曾经被敌军包围过、俘虏过就要被关进劳改营和特种营沦为囚犯，哪怕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突破了敌人的包围，逃脱了敌人的俘虏营，哪怕是坚贞不屈、不曾有丝毫的变节行径；甚至有幸上了前线去戴罪立功之后，也往往被安排在危险最大、死亡率最高的“惩戒连”“惩戒营”里。这显然是一种践踏人格的举措。如此种种，与人性和人道主义大大相悖，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战期间，盟军有一支神秘的作战部队，在友军扛枪、架炮上战场撕杀时，他们却使用充气玩具和乐器音响演戏，然而战斗力却照样强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