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阎锡山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可以断定：
一、阎锡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孤立。他于1939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独裁统治。但事与愿违。经过和决死队等新军部队一个半月的较量，他除去从决死三纵队瓦解了七、八、九三个团，并使其他纵队一些零星的旧军官等少数人叛逃外，其他却一无所获。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大部还是被中央军所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亲日妥协的丑恶面目。他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军、十九军、独八旅，尤其是骑一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弃官抛印投靠了蒋介石，赵瑞、杨诚等被俘后摇身一变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也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不仅在粮饷、军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派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兴风作浪，名为支持，实为蚕食。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二、不惜民族气节，要“联日”求存。虽然他已感到“处境很不好”，但他却不愿回心转意，真心实意地和代表抗战、团结、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新军合作抗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族复兴。而且更怕共产党夺取他的天下，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同时，亦不甘心受蒋介石“处处歧视”、“事事为难”的抑制，甚至还怕蒋介石真的和日本政府“和谈”成功而落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下场。为了“存在”，阎锡山不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丧失民族气节，以反共为筹码，“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只要能存在，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他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骗得日本的信任都行。只有这样才能凭借实力随时应变，亦即随时可以适时应势而“存在”而“发展”。只要能“存在就是真理”，哪管什么国家尊严、民族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