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林老（林伯渠）一家在颐和园中的留影,站在林老身后的就是苏生。
这是苏生刚被送回来,邓家在武汉的一张合影,后排左一站立者就是苏生。
江西瑞金曾是中央临时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的驻地,也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的出生地。他们是先后担任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和邓子恢的儿子,一个叫苏生,一个叫瑞生,后者是我的亲哥哥。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
财政部长的儿子送给老乡
1934年10月,两个男婴,两个红军的后代,大声啼哭着先后落地。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父母温暖的怀抱,而是敌军日益临近的枪炮声和中央红军仓促离开根据地的脚步。他们被裹在包袱里,在颠簸的马背飞驰,最后不得已被母亲们用颤抖的双手,随同几块银元,交到了会昌的堂嫂发仔手中,母亲含泪留下了一句话:这都是红军的娃崽,一个姓林,一个姓邓,拜托堂嫂你找人给养大吧。自此两个孩子再也没有见过亲生母亲,因为他们的母亲都在以后的战斗中牺牲了。孩子的父亲们也来不及看一眼、亲一下刚出生的儿子。林老(伯渠)以年近半百的高龄踏上了长征的万里征途，我的父亲邓子恢九死一生返回闽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是红土地的乡亲们救助了这两个革命的火种。
苏生哥哥的母亲范乐春烈士没留下照片,遗像是按照她的侄女模样所画。而我哥哥的生母黄秀香烈士不但连画像都没有,就连她生于何时,葬在何方都无人知晓。烈士当时舍子别夫的肝肠寸断更有谁知!
出身赤贫的发仔阿妈心疼这两个带着红色印迹的婴儿,然而她不可能抚养两个孩子,就把我出生仅三天、脐带还没脱落、连哭都无力的哥哥留给自己。另一个转给赖姓人家做崽。当时白色恐怖令人窒息,但在数不清的老区妈妈乳汁哺育下,两个孩子长大了。妈妈们让亲生儿女去做田,却将红军伢子送去读书。她们懂得这是红军的根,在孩子们身上倾注了她们对红军的情和爱。
发仔阿妈给孩子起名叫范宜德,另一个叫赖平亚的孩子因高烧而导致一条腿残疾,而他的满姑阿妈很是疼爱这个苦命的孩子,供他读了几年私塾后,又送他去学做裁缝。
这是苏生与养母一家人的合影。
这是瑞生与养母和奶妈的合影,过了不久,这位善良的母亲就仙逝了。
杨尚昆惊呼:搞错了吧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初秋,父亲想起留在苏区的儿子们,就请赣州军管会的同志协助查找。没想到真的找到了。两个孩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患难与共的阿妈们,先到了武汉。其中行走不便的赖平亚被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的家中,父亲百感交集的摸着儿子的头,为了纪念牺牲于苏区的母亲,给他起名邓苏生。而邓子恢的亲生儿子范宜德则被送进了中南海,回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家里,林老高兴地给儿子更名为林秉苏。
1953年初,我们举家迁到北京,苏区长大的两兄弟又相聚了。他们重逢的兴奋尚未消退,中南海里的人们却看出了问题,杨尚昆叔叔大大咧咧地说道:搞错了吧?小秉苏眼睛大,皮肤白,活脱脱地是邓老的翻版。蔡畅妈妈爱怜地望着苏生讲,这孩子和范乐春烈士长得一模一样啊,太像了。于是,又派人去江西找到发仔阿妈,老人含泪说了实情,自从发现孩子腿不好,她一直觉得对不起牺牲的烈士,是她没有照顾好这棵苗苗,所以有人来找孩子时,善良的她故意把一条腿有伤残的孩子送到了邓家!
换错的两个孩子,该各归自家了，父亲为感激瑞金人民的养育之恩,又给秉苏取名邓瑞生;林老则只是给儿子把姓改为林,还叫苏生。没想到两个孩子却不同意,觉得姓名只是个符号,我们还是用原名,两人都舍不得已经熟悉并产生感情的父母和弟妹,决定林家、邓家两家轮流住。
1962年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邓子恢受到了不该有的批评。危难之时,秉苏回家说:爸爸,我要姓邓,要回自己的家。而苏生哥哥也坚持姓邓,年迈的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瑞生和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