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这个行当，几乎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悠久。
曾经有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娼妓史》，说的就是妓女的起源与发展。
书里把殷商时期的“女巫”，称为巫娼，并说妓女的起源，也正是因为女巫的献身，叙述了女巫在生存上如果遇到了难题，就会主动卖身，以肉体换取食物和保护，一开始专门供帝王与贵族淫乐，而后渐渐演变成为“娼妓”的行当，只要肯出钱，人人都可与巫娼行鱼水之欢。
（娼妓图）
这个时期，也被《中国娼妓史》这本书概括为：巫娼时代。
但有历史学家对这本书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且在考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之后，证明了巫娼的说法，纯属虚构。
原因有三：
第一，殷商时期的女巫在上古社会的宗教里，代表了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使者，其地位之高，所担负的责任之重，完全不存在生存上的问题，更不可能为了生存而去卖身。
原始社会时，她们的职责是装扮成神，在民间进行祭祀，以求能与神沟通，获得神的庇佑，或是祈风降雨。
（据说是与巫娼相关的历史遗物，但网上实在找不到与巫娼相关的准确图证）
而到了夏商，原始社会的这一祭祀习俗被延续，“巫”甚至一度成为商朝的官职，与史官并列，所以更不可能存在献身为妓的情况。
第二，《中国娼妓史》里还提出了“
以西类中
”的观点，即用西方宗教里存在女巫演变的神娼，而以此类推出，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祭祀中也有娼妓。
大概就是说：因为西方上古宗教里有“神娼”，所以我们相同时期的宗教里，也有“巫娼”。
这种说法也只是理论上的推断，并无实际证据。
妓女这个行业，在殷商之前就已出现，追溯更早的文明历史，娼妓几乎是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同时出现。
在古巴比伦等国，很多人认为，神不仅需要美酒美食，还需要声色。
声指的正是音乐，而色，则代表了女色。
那时就会有女巫在神庙里专门供职，除了辅助祭祀神明的活动，为神明表演歌舞，呈进美酒之外，还充当着为朝拜者提供性服务的角色。
前苏联著名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曾在《宗教史》一书中写道：
信徒想要跟神接近，他们认为这种愿望能通过与“神娼”性交而实现，宗教里为了达成这一愿望，便设立了专门的神娼，给一些由崇拜神明而引起的性欲狂们提供性服务。
”
但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古巴比伦人看来，是极为神圣的，因为首先能够被选为“神娼”，就代表这个人拥有了与神灵相交流的资格，而接受性服务的信徒，也并非人人皆可，必须要满足许多条件后才能进行“交流”，否则就是亵渎神灵。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娼妓史》里提出的“女巫”转变成娼妓，是“以西类中”推断出来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因为西方上古宗教的情况，与殷商时期的女巫文化截然不同。
巫娼在书里被描述成是受生活所迫才被动卖身，而西方上古宗教则将“神娼”视作能与神灵沟通的使者，提供性服务是主动为之，让更多的信徒能够与神灵亲近，所以这二者本身就有天壤之别，无法归为一类去比较。
第三：所谓的巫娼时代，也不过是作者提出的一种假设。
中国殷商时期，虽然也出现过与巴比伦宗教相类似的“女巫”，但很多史学家从历史资料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巫娼”的记载。
而且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中所信奉的神，也没有一位对“性”是持开放态度，反而几乎都是严谨的姿态，在性方面几乎都相当保守，即使是私生活，在很多神话描述中，也被模糊处理，不会出现敏感词汇与字眼。
所以将代表神灵的“女巫”与纯粹的性服务者连接到一起，本身就是矛盾的。
因为殷商时期所信奉的神灵，不会对性观念如此开放，更不会允许自己的使者与他人通过性服务来与自己产生交流。
最后做总结：由以上三点可知，《中国娼妓史》中所提出的“巫娼时代”这一观点，在历史中无实际资料支持，仅仅是作者的猜测与推断，不过是建立在虚拟言论的基础上，在历史中根本不存在，纯属无稽之谈。
杨荫榆是江苏无锡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女师大）校长，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浓墨一笔，并非因为教育家身份，而是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