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决定对于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持续息息相关。直到最近的1981年6月，遵义的政治局会议被描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长征本身则被认为是国家共同努力的象征。
我们乘坐火车从遵义到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在车厢里呆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热浪是沉闷的，卧躺在我的铺位上，在闷热中大汗淋漓，不时被蚊虫叮咬。
长征的路线带领我们来到高山更多的四川西部，我们乘坐吉普车或客车继续我们的旅程。当我们路过一个村庄时，那里的年轻人正投入在泼水节的欢乐中，这是一个祈求洗去过去一年不顺的传统节日习俗。正当我把头伸出窗外捕捉眼前的美景时，一位鲁莽而振奋的小伙子突然在我的头上泼了一桶水，把我淋得透湿。
我们接下来行进的是西藏高原的一部分，它被深而狭窄的山谷、湍急的河流所切割，被巨大的群山所环绕。这个地区人口居住得非常稀疏。两岸群山之间流淌着大渡河,为了向北延安的方向进军，红军不得不分批过河，以躲避敌人不停地试图包围和摧毁他们。
我们在旅途中很自然地碰见了一些村民，与他们所有的对话似乎都表明，现有政府推行的农业政策给农民提供了更大程度的自主能动性，因而他们的生活条件得以迅速地改善。一位农民告诉我，他今年的收入增长了150%。
正当我们向更远更高的地区行进时，天气变得灰蒙蒙的，时不时地伴有阵雨和暴雨。我们很少能看得见山峰。稻田一片翠绿，远处的群山变得模糊不清，隐藏在层层薄雾水汽之中。
我们的脑海中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安顺场，在1935年的5月，红军在这里打出一条横穿大渡河的路。第二个是历史性的泸定铁索桥。同样在大渡河上，红军仅用几天就冲了过去。但是在1863年的安顺场，反对满清王朝的太平叛军却迎来了悲剧的终点。他们的领导者，翼王石达开，一个准基督教改革者，没能及时地穿过这条河，被逮捕后押往成都，在那里被凌迟处死。长征中的红军对这悲惨的结局受到了警示，红军知道过河失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相似的结局。国民党的武装部队不停地追击，他们希望利用大渡河作为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1935年9月22日，苏联正式恢复军衔制，其中五位军人被授予元帅军衔，也可以说他们是苏联的开国元勋。这五位元帅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柳赫尔、图哈切夫斯基、布琼尼、叶戈罗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