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维新党人，李鸿章确实采取了与慈禧太后完全不同的态度，当然不至于说是公然抗旨，然保护部分维新党人，也是事实。
这种态度，某些人认为是他“会做人”、两边讨好，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益。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无疑是不假思索、以己之心度人的产物。
在清末诸大臣中，李鸿章是眼界较为宽广的一个，他曾出洋访问俄、德、法、美等世界大国，对当时的全球形势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也曾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发达。也正是因为眼界宽广的缘故，他其实赞同大清应该变法一说，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曾拿出两千两纹银，捐给强学会，虽然被拒绝，但仍然没有与维新派完全断交，而是暗中给予支持。
当然，李鸿章也是一个在大清官场混迹多年的老枪手，完全明白决定大清走势的力量在哪里？随着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深入，矛盾激化，双方力量对比也逐步明朗化。当大清国上层风向改变之际，李鸿章显然是敏感地窥测到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绝不允许变法继续下去，而大清国的权柄，事实上仍然掌握在他们之手。
在现实与理想面前，熟谙中国世情的李鸿章，选择了闭口不再谈变法，公开站在顽固派一边。
譬如说，某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在谈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时，李鸿章如是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这种在慈禧太后面前故意贬低变法派的态度，很明显是在保护变法派，降低慈禧对此事的关注度。
而当慈禧太后对外国保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愤怒时，李鸿章又说：“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与上文相似，他其实也是明里贬低变法派，实则有忽略之嫌疑。
对于慈禧太后而言，李鸿章绝对算得上是大清帝国的肱骨忠臣，李鸿章书生出身投笔从戎，从曾国藩的幕僚到淮军统帅，不但得到了老师曾国藩的不停提拔，长期垂帘听政掌握清政府最高权柄的慈禧太后也对李鸿章青睐有加。
如果说南怀仁设计的那辆蒸汽车是第一辆概念车，那么袁世凯送给慈禧的就是北京历史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了。不论怎样，这对北京来说还是新鲜玩意儿。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总想着怎样讨好这位“老佛爷”。
珍妃，就是恪顺皇贵妃，出生在1876年，是满洲镶红旗人，是原任户部右侍郎长叙的女儿。第五个女儿是珍妃，是妾室所生，除了珍妃，长叙的女儿还有一位也入了宫中，就是四女，成为了瑾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