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是否听说过1952年我们在玻利维亚掀起的全国革命，他说‘是的，我当时就在这儿。’于是我问到：‘我们的土地革命已经进行得非常深入，你为什么还要来这儿为人民争取土地？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农民加入你们的运动。’他回答道：‘是的，我们在这件事上犯了错，我们掌握的信息有误。’
切之所以来玻利维亚是因为他无处可去。在非洲遭遇失败之后（他没能将‘革命战争’带到刚果）他去了布拉格。他设法修复与菲德尔的关系，但他之前已经放弃了古巴国籍和军衔。他不能回古巴，所以他是秘密回去的。他与卡斯特罗谈过，就在那次谈话中他们就南美的事情做了决定。但我认为这只是菲德尔想要摆脱格瓦拉的对策，因为格瓦拉对他在古巴已经没有任何用处。切对于他，对于古巴和古巴共产党来说都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菲德尔已同意转变对苏联政策，而切还在鼓吹革命行动。这两大强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共识，因此它们同意不帮助拉美的游击运动。于是切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摆脱他的最好办法就是派他去玻利维亚冒险，同时切断对他的所有支持。切一到玻利维亚就得不到古巴的任何支持。没人手，完全失去联系，什么都没有。切告诉我，当他们在玻利维亚东南部的大本营被政府军占领后，他们就离开了大本营，从此失去了与古巴的一切联系，完全陷入孤立。
切显然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担忧。我告诉他，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因为当时（法国记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等一些外国人因参与格瓦拉革命组织已被送上卡米里军事法庭受审，我推测切的命运也一样。我们开始谈论他的审判将如何进行。德布雷的审判吸引了大量关注，成了一场精彩演出。切此前从玻利维亚的广播上听过这场审判，因此他可能觉得一场审判将是他的一次好机会。
我们还谈到了古巴革命，我们俩都想要搞清楚对方的想法。他说：‘你们受过美国人的训练。’我说：‘是的。而你们受过俄罗斯人的训练，所以我们都是超级大国的傀儡，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他表示赞同。
那天晚上我翻着切的日记，问他一些他在日记里提到的事。稍后切告诉我，我的士兵拿走了他那两块劳力士手表，我把他们叫来，让他们把表还给他。我把表递给切，他却说：‘明天还会有别的士兵把表拿走，所以请替我保管它们吧。’他从地上捡起了一块小石头，在其中一块手表背面划了个十字架。‘这块是我的’，他边说边将手表递给我。切死后我把这块手表交给我的营长，他让我继续留着。这块表被我保管到1985年，那时我们在玻利维亚重新建立起了民主政体并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我通过古巴大使馆将这块表送交了他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