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在全球范围内，他和他的相对论早已家喻户晓。鲜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曾准备在北大讲学，但是由于种种误会，最终擦肩而过。

“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故事。”中科院研究员方在庆说，中方比日方更早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但爱因斯坦只在访日途中，在上海来回停留了总共三天时间。没有正式访问中国，这成了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去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他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日记，有媒体称，爱因斯坦在这些日记中表现出对中国人的歧视，“令人震惊”，是一种“刻板印象”。

不过，也正是这本旅行日记，让我们看到了爱因斯坦当时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拨开了笼罩于上海之行的团团迷雾。

蔡元培诚邀爱因斯坦

1953年春，有个学历史的研究生从加利福尼亚给爱因斯坦写信，请他对“中国有无发展出现代科学”的问题发表意见，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

所谓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古希腊哲学家创造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后来发现的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方式。

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们未能迈出这两步而感到惊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成就竟然被人做出来了。

爱因斯坦等在梓园合影。前排右起：于右任、王一亭、应时、爱因斯坦、应蕙德、爱尔莎、稻垣夫人、章肃；后排右起：王传熊、曹谷冰、斐司德、稻垣、前田、张君谋、张季鸾、村田、斐司德夫人

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华文明缺少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两大传统。他恐怕没想到，一向缺乏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却在1917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无争议地，接受了相对论，一点也不比西方晚。

相对论初现于中国，与蔡元培的一次演讲有关。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宗教信仰问题发表演讲，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并以狭义相对论为论据进行反驳，同时还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小青年怼学术大佬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此时距狭义相对论诞生的“奇迹年”，已经过去了12年。

中国知识界大多读不懂许崇清的文章，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向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更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还不计前嫌，把许崇清请到北大教书。

很快便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五四运动半年后，爱丁顿一次轰动世界的天文观测证实，光在太阳附近的弯曲程度与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致。

这一次，全世界都懂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爱因斯坦成了英雄。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标题极为醒目：“科学革命、新时空论、牛顿引力论的颠覆”。

爱因斯坦应邀为《泰晤士报》撰文，在解释相对论时，他打了一个略有政治意味的比喻：“现在我在德国被称为德国科学家，但是在英国我代表瑞士犹太人。如果我被看成眼中钉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德国人把我当成瑞士犹太人，而英国人把我当成德国科学家。”

这些话有神奇的预见性，在几个月后就成了真。

德国反犹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攻击爱因斯坦，还在1920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爱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驳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不管有没有纳粹标志”，那么理论就不会被攻击。

反相对论浪潮也影响了诺贝尔奖。这一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定对爱因斯坦的提名时，引用了反相对论的论点。

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拜访爱因斯坦时，恰逢德国反爱因斯坦运动风起云涌，报纸报道他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邀请，但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

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爱因斯坦热”。

罗素在北京大学做的哲学专题讲演中，有一个专题是《物之分析》，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时报》报道爱因斯坦访问上海的消息

这些演讲广为流传，报刊上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数量激增。魏嗣銮、张申府、任鸿隽、文元模等学者纷纷撰文评介，称赞相对论为“一个革命性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撰文，夸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打破了旧体制”。中国知识界“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

1921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把邀请欧美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他就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说：“今年已允美国学者之请，且为设立犹太大学事必须往美，恐不能到亚洲。”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

同时，他也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

语言问题看似一个小插曲，但一直在海外研究爱因斯坦的胡大年博士认为，这恰是阻碍爱因斯坦到华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因斯坦有严重的“外语恐惧症”，他一直坚持：只有用德文，他才能很好地阐述相对论思想。但中方始终没有就此给他一个明确答复，也没有给爱因斯坦推荐合适的中文翻译，而这一直是他讲学看重的前提。

可以肯定的是，“稍迟访问中国”不是客套话。《爱因斯坦全集》译者方在庆分析，有三个因素让他考虑远东之行：首先是爱因斯坦想逃离在德国流行的反犹主义；其次是德国通货膨胀严重，他急需改善经济状况，渡过经济危机；再就是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渴望。

日本签约抢占先机

蔡元培离开德国之后，委托当时留学柏林的北大教员朱家骅继续商讨来华事宜。在朱家骅的软磨硬泡之下，爱因斯坦同意，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访问的下一站。不过，对于具体细节，双方并未深谈。

与此同时，罗素从中国旅行到日本，也向日本推介了爱因斯坦。日本的改造社在同年9月专门派记者到欧洲跟爱因斯坦接洽讲学，同时还请一些有名的日本科学家写信，说服爱因斯坦。

双方谈判一波三折。起初，爱因斯坦觉得改造社的条件太苛刻，除了讲学，对方要求爱因斯坦所有在日本的演讲，都在改造社的杂志上发表，爱因斯坦觉得发表量太大了。后来，他又看到罗素对改造社社长的评价，“就是拿名人做幌子赚钱，是个骗子”，于是明确表示不去日本了。

爱因斯坦在接受采访时顺手写下的公式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