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在北京太平桥大街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丁玲与五十年前曾欲加害于她的原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别组组长沈醉相遇、相识了。会上，他们互致问候，笑泯恩怨；会后，两人书信往来，回忆往事。在历史的岁月中，两个昔日的对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丁玲

五十年前“丁玲失踪”震动了上海，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五十年前，也就是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上午，丁玲与冯达分别出门办事。路上，冯达说是去看望两位同志，丁玲则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会议。头天晚上，冯达在回家途中，怀疑有特务跟踪，所以两人约定，在中午１２点以前都必须回家，如果其中有一人未能按时归来，另一位就应该立即离开，并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丁玲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对她被捕当天上午的情况，曾这样记述道：

“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才是。我稍为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约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从容、沉着，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不该有的疏忽，导致白色恐怖下难以避免的灾难。

令丁玲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冯达带领特务来到家中。她承认，在被捕之前，她一直认为冯达是个好党员，工作负责，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当在被捕现场看到与特务站在一起的冯达时，她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疑惑。

丁玲在《南京囚居回忆》一文中对被捕的经过作了如下详实的记述：

“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过了一会，丁玲猛然见到了冯达。

“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了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接着，丁玲和潘梓年被带走了。第二天，丁玲便和冯达一起，被押上了火车，前往南京，开始了她的一段特殊生活——“三年囚居”生涯。也就是这三年囚居，给她后来的一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和痛苦。

周恩来和丁玲

五十年后，丁玲和沈醉这对“冤家”又聚到了一起，只是由敌变成了友

１９８３年霜秋，北京西郊漫山遍野的黄栌树，展桠舒枝，迎风饮露，叶焕丹红，如火似锦。

此时，北京太平桥大街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气氛热烈，文化组的政协委员们在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这次学习编组，也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丁玲与她五十年前的死对头沈醉安排在同一个组，并由丁玲担任组长，所以在这次学习中，这对昔日的“冤家”相遇、相识了，以至发展到后来的书信交往。

为了引导学习，在小组讨论时，丁玲第一个发言。她思路开阔，很健谈。丁玲联系自己的身世经历，来论证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正确和伟大。她动情地说：“要不是三中全会，要不是邓小平、胡耀邦出来主持工作，大胆地拨乱反正，我们可能要右派到底，这辈子没有出头之日，没有申冤的机会，所以，我感谢党，感谢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最后，她颇有感触地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这本书写得好，写得很真实。”

《我这三十年》是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１９８２年春天刚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述了沈醉在全国解放后，作为一名战犯，与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秦城农场认真接受改造，获得特赦，重新做人的经过；还记述了他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威逼他出示伪证，迫害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经过，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再次新生。因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经常把一些新出版的好书寄赠丁玲，所以她看到了这本《我这三十年》。

沈醉在三十年代为虎作伥，险些害了丁玲，却又在“文革”期间的六十年代，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帮助了丁玲。他以自己的功，弥补了自己的过。因而，他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由于我的特殊身份，“文革”中间，大量所谓“专案组”找我外调，五年间写过一千多份证明材料。我懂得，一份材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所以我抱定一个宗旨：决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我的进步，也是我认真改造自己的成果。

此时，丁玲一提到沈醉的名字，人们都把目光唰地投向一侧，那里坐着一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的老人，双手拄着一根拐杖，正在专心地谛听丁玲的发言。他就是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全国政协委员沈醉！他想要听听丁玲对他以及他写的《我这三十年》这本书作何评价。

沈醉

丁玲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沈先生的这本书，他把思想改造的过程写得很具体，很生动，让人看到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水平。”说到这里，丁玲扫视了一眼会场，不巧遇到了沈醉的目光，她笑了，接着往下说：“实在说，过去我恨你们这些人，把你们看作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现在看到你们改造得这么好，我感触很深，也改变了我对你们的看法。我也很羡慕你们，在你们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给你们温暖。”

丁玲讲得很动情，沈醉听得也很动情。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着眼睛。屋子里很安静，委员们看到了这两个老人之间的一种沟通和交流。但是许多委员并不知道，五十年前，这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他们之间，曾经有一场即将发生而终未发生的生死大搏斗。

散会后，人们陆陆续续地走出了会议室，沈醉却坐在那里没有动，丁玲也坐在那里没有动。最后，会议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这时，沈醉先站了起来，拄着拐棍慢慢地向丁玲走过去。

丁玲近距离认真地审视了对方一眼：黑红的脸庞，花白的头发，虽然七十多岁了，但看上去身体健朗，只是茶色镜片后，隐约可以看到一只受伤的眼睛转动时不很灵活。他笑容可掬，俨然一副学者风范。丁玲不禁暗忖：难道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原先的那个国民党里有名的军统大特务？

就在丁玲愣神的一瞬间，沈醉走了过来，冲她深深地施了一个礼，抱歉地说：“丁老，我的那本书出来后，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谅我，没想到您先看到书了……过去，我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也对您犯下了罪……”话语中，道出了他的忏悔。

丁玲连连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一切都要向前看，我们不是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吗？我希望你多写，把你的经历都写出来，也欢迎你到我家里去作客。”

在这次与沈醉的交谈中，丁玲才知道：五十年前，由于她在左联中的名望与影响，引起了特务机关的高度关注。当时，如果国民党中统特务不抓她，那么以戴笠为头子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也会把她抓走，她已经处在中统和军统特务的双重监视之下，注定了在劫难逃。令人感慨的是，当丁玲知道这一内幕时，竟然会是事情过去五十年后，并由当年想逮捕她的军统上海特别组组长沈醉亲口告诉她。

历史就是这么神秘莫测，令人唏嘘感叹！

沈醉致信丁玲请罪，请求宽宥他过去所犯下的罪行

丁玲的邀请发出后，沈醉没有来。是他内心负疚大重，还是担心丁玲并不真正欢迎他？其中原因，大概只有沈醉自己清楚。

次年春，丁玲的《访美散记》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装帧印刷都很漂亮，她购买了一些，签名送给亲朋好友，其中也给沈醉送了一本。

１９８４年６月底，南方骄阳似火，丁玲从鼓浪屿回来，便收到了沈醉的一封长信。信是６月６日寄到丁玲家的，但由于丁玲当时应厦门大学之邀，正在鼓浪屿疗养，等她回到北京后，才看到这封信。她急忙启开信封，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丁玲大姐：

谢谢您赐赠的大作，连读了三遍，对我明年去美、加等地探亲访友，启发很大。谨此致谢。

我应当当面去向您请罪，因怕您太忙和不会宽恕我，所以一直想去而没有去。您抗战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住在法租界，我便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我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跟踪您的情况。不过后来您被逮捕，是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迟一点我就要动手了。

还有一个情况要向您汇报：“四人帮”的爪牙多次派人追逼我，说您被捕而没有被送到雨花台去，是您叛变了。我坚持是由于您相当有名（不是您说的“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除了有许多人出面援救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您是一个女青年作家，这样就有很多人同情您。反动派比之“四人帮”虽同样凶狠残暴，但还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对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随便杀害，是有八个字的原则，即怕：“社会舆论，国际影响”。

看到这里，丁玲的思绪信马由缰，一下又回到了那“反右”和“文革”的岁月中，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在“反右”的大批判中，口锋如刀：“丁玲，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一定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一个叛徒！”

就是用这个公式，在“文革”中，将过去曾经被捕过的革命者，一概打为“叛徒”。无怪诗人艾青说：“反右”是“文革”的预演。

在“文革”的大批判中，一批批的革命小将指着丁玲的鼻尖质问道：“丁玲！你说你不是叛徒，那国民党特务为什么没有杀害你？你是怎么出狱的？”

在“反右”和“文革”的大批判的刀笔剑舌的围攻中，挂了黑牌的丁玲，只能规规矩矩、低头认罪地站着接受批判，就是因为她当年“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丁玲的生死，她的革命节操，她一生的名誉，就这样在谜里，在雾中。过去，敌人的造谣、污蔑、诽谤，丁玲不仅坦然视之，同时准备遭受更大的欺凌，因为自己是革命者。偏偏二十多年后，“革命的同志”以革命的名义重复敌人当年的谣言，辱骂她是“叛徒”。“不！不！不！……”再说多少个“不”字也枉然，人家有既定的结论，不需要用任何材料来证实。这时，她身上长一万张嘴也没有用，只有哭，在敌人面前不示弱，不流出来的泪，这时都流出来了。过去，她对敌人咬牙切齿地恨；而这时，她只有悲痛，眼前要定她为敌人的人，她却不能同样视他们为敌人。这些事，几十年间，谁又把它真正说明白过啊！

她赶紧止住自己的思绪，擦了擦湿润的眼眶，又继续看沈醉的来信：

当我把这一具体情况反拨（驳）谢静宜等“左”字号头头时，她们竟对我狂笑几声：“你们过去横行不法，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瞧！我们连什么主席、元帅等都不在话下。”我除表示自愧不如外，真是使我啼笑皆非。说说这些，让您笑一笑吧！专此并请

近安！沈醉顿首

丁玲看完当年“敌人”的来信，深感欣慰，她至少弄清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严密地监视、跟踪丁玲，随时随地想要扼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不止一个特务组织，各特务组织之间争相以抓捕革命人士来邀功争赏；第二，丁玲被捕以后未被杀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相当有名”，很多人同情她，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出面援救，国民党反动派迫于“社会舆论，国际影响”而未敢下手；第三，“文革”时期，“四人帮”继续对丁玲进行迫害，派人追逼沈醉证明丁玲叛变过，而沈醉坚持实事求是，反而受到谢静宜等人的奚落与嘲笑。

沈醉的来信，对丁玲正在写作的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有不小的帮助。不久，她便接到了中组部《关于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个文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后，于１９８４年８月１日由中央组织部正式颁发文件，澄清了有关丁玲在南京被捕那一段历史的种种谣传，彻底还了她一个清白。

丁玲去世后，沈醉为自己没去为她送行而深感抱歉

１９８６年的深秋，北京城已有了些许凉意。

这天，丁玲的丈夫陈明和丁玲生前的秘书王增如，结伴来到政协宿舍一个普通的单元楼层里，这就是沈醉的寓所。丁玲逝世后，他们为了写作一本《丁玲的故事》，专门来拜访沈醉。

落座、寒暄过后，沈醉对陈明他们动情地说：“我非常感谢丁大姐，她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谈了《我这三十年》这本书，使我得到了解脱，得到了理解，我很感激她。”

“沈先生，不必客气。”陈明笑着解释道：“两年前，丁玲收到您的那封长信后，看得很认真，对您很感激。只是……只是第二天，因她病重被送进了协和医院，就没来得及给您复信，请您谅解。”

沈醉忙笑道：“没什么，您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陈明道：“沈先生，丁玲已离我们而去，我们想化悲痛为力量，写一本《丁玲的故事》。今天登门造访，是想请沈先生介绍一些三十年代上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况。”

“可以。”沈醉略一沉思，便详尽地谈起往事来：“三十年代，我是国民党军统局驻上海特别组的组长，那时丁玲住在法租界，我们这个组一共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个人专门负责盯视她。那时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家，又是左联成员，很活跃，也很红，在读者中，特别是一些进步青年读者中间影响很大，所以国民党很注意她，也很恨她。但是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她在左联里边的具体职务，监视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掌握这些情况，在适当的时机逮捕她，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宋庆龄女士也住在法租界，我也去盯视过。鲁迅住在英租界，我也盯视过，他用毛笔写字，写完后往竹椅上一躺，接着就抽烟。鲁迅、宋庆龄、丁玲，还有许多人，都在我的黑名单上。后来丁玲是被ｃｃ派抓去的，ｃｃ派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组织，当时ｃｃ派的势力比我们军统势力大。如果他们晚一步，我们就会下手，把丁玲抓走。”

谈到这里，陈明插言道：“粉碎‘四人帮’之后，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解决，有个别文艺界高层人士坚持认为丁玲被捕以后，有变节行为。”

沈醉听后很惊讶，难以理解。他说：“丁玲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很大，还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还有外国人的声援，国民党反动派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我真不明白，解放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她怎么还为这个历史问题吃了那么多苦头呀？”

“中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或许内部也有争议。”陈明想了想，说：“一直拖到８４年的８月１日，中央才正式行文解决了她的历史问题，搬掉了压在她心头多年的一块石头。”

沈醉笑道：“丁大姐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我也替她高兴。”

但陈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黯然伤神地说：“没想到，她在今年二月扔下我，独自一人走了。”

沈醉也很沉重地说：“在丁大姐病重和她仙逝之时，我没去看她，也没给她送行，真是很抱歉啊！”

陈明颔首道：“对先生的心意，我代表丁玲谢谢了！”

……

如今，这两位由仇敌变为朋友的老人，都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