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

盛世才依靠苏联力量稳固了其在新疆的统治。但在1942年，盛世才变脸反苏，勒令除外交人员外的苏联各种力量3个月内一概退出新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逐渐下降直至停止，加上苏日关系、中共问题等因素，中苏关系渐渐冷却下来，国民政府日渐依赖美国，对苏态度大不同前，甚至支持盛世才在新疆对苏发难，迫使苏联的势力在1943年下半年基本退出新疆。苏联这时为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暂时咽下这枚苦果，但种下了其后斯大林处处与国民政府为难的近因。确实，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雅尔塔协定》及其后中苏谈判中苏联苛刻的态度，只注意战后苏联在东北及新疆刁难国民党的情况，而未看到苏联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之前的种种纠葛（如“中东路事件”和“新疆事件”）。因此，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中苏外交作一述略。

盛世才

从亲苏到反苏

1933年4月新疆“四一二”政变，盛世才上台。其时，盛世才实力相当有限，完全是在苏联的出兵干预下，才逐步稳住在新疆的统治。对新疆而言，这时的苏联还是一个极其强大的靠山，盛世才也诡诈地打出亲苏反帝的旗帜，极力迎合苏联，使苏联的势力全面进入新疆。

1933年时，盛世才提出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未得苏联同意。1938年9月，盛世才访苏时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1940年11月26日，又与苏联签订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期限达50年的《新苏租借条约》（即《新锡协定》）。依此条约，苏联拥有在新疆自由采矿、出入境运输、装设电话、电报、无线电台、征用土地、利用一切自然资源、驻兵等各项特权。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可能是斯大林还在寻找更为有利的时机，苏联暂未接受盛世才的提议。但这种趋势，确有使新疆成为外蒙古第二的危险。

然而，1941年6月爆发的苏德战争及德军在初期的得手中断了这一进程。当德军长驱直入、顺利抵达斯大林格勒城下，苏联岌岌可危的时候，盛世才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终止了与苏联的一切合作。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向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递交了一份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勒令除外交人员之外的苏联各种力量于3个月内一概退出新疆。

盛世才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机反苏，正中国民政府的下怀。蒋介石对苏联势力在新疆扩张并通过盛世才联共而有与中共陕甘宁边区连为一气之势一直十分担忧，正在寻找机会以改变这种状况。与盛世才的投机转向、翻云覆雨不同的是，国民政府争取盛世才脱苏内向，乘机将国民党中央的势力开进新疆，具有防止新疆主权丧失、维护国家统一的含义，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的一种正常反应。

借口刺杀案驱逐苏联势力

新疆局势发生变化，国民政府一方面利用此难得机会，积极收复新疆的行政权，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力争有关新疆的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苏国家关系的轨道；另一方面，在主观上，也希望能尽量谨慎地处理对苏关系，使中苏关系不因此而恶化，不开罪苏联。但由于新疆问题由来已久，国民政府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着力解决此事，此之进即为彼之退，对苏联的刺激客观上实难避免。

实际上，自苏德战争以来，中苏关系本已频现不稳状态，小的问题不断，据《王世杰日记》记载，1942年5月，伪满与“伪外蒙古共和国”宣布批准划定边界文件，“此种举措显示苏联缓和日本政策之继续”。蒋介石嘱王世杰、王宠惠等“考虑如何应付”。

6月1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孙科“力言我政府方面人员，断不可对英国或苏联表示不信任或讥评。到会者类有同感。”“同感”之谓，反映出因苏联战事失利及中苏间出现裂痕以来，一些官方人员的对苏言论已颇不逊。而在事实上，“近日我政府与英苏间之感情均不甚融洽……苏联迄未允供给我以汽油，对我政府自波斯湾假道苏联，运美国物资来华之提议，亦始终未允。近日似尚有苏联飞机秘密运物至延安接济中国共产党之事。我政府并已在兰州扣留一苏联之飞机（以未经得我方允许径自入境之故）。凡此种种，均为有害之暗潮”。

1942年3月19日夜，新疆发生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才四弟盛世骐被刺案。盛世才重施其一再得手的编织“阴谋暴动案”之故伎，不过这次的矛头是针对在新疆的苏联及中共人士，以借此作为对他们下手的借口。

蒋介石对此立即作出反应，他三次召见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4月中旬派张元夫去迪化，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5月7日，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去重庆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对盛世骥来渝极为重视，亲自接见。不少要人也相继与之会见。

盛世骥这边在重庆活动，新疆那边，5月10日盛世才即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写信，指控巴库林、拉托夫等苏联在新工作人员为刺杀盛世骐的阴谋暴动案的制造者，并要求苏联派员参加侦讯。到6月27日，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告，苏联外交部决定日内派外交部次长迭卡奴佐夫来新疆，“商决独山子油矿及其他问题”。请蒋介石派经济部长翁文灏及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来新疆参与商谈，中央势力进入新疆的大门终于开启。

苏联举报盛世才

30日，蒋介石电示朱绍良，令其与翁文灏、毛邦初同赴新疆，商洽一切，“对盛世才主席，应与之开诚恳谈，使之彻底了解中央对彼之热望与扶持之至意。”7月2日，蒋介石写了一封给盛世才的亲笔信，由朱绍良亲手交盛世才。表示“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相共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之事业，故中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同时，蒋又致电朱绍良，嘱“对盛一意信任之”。

7月3日，朱绍良、翁文灏、毛邦初等赴新疆，经过长谈，朱在迪化与盛世才达成协议：凡新疆内部事务，无论军政愿以全权赋予便宜处理；其余则是：一、严防苏联在各地鼓动事件；二、由内地抽调军队加强防务；三、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四、防止中共在新疆窜扰建立新根据地；五、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成立西北交通委员会；六、派人接收外交办事处。

鉴于盛世才一意反苏，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见蒋介石，将7月3日莫洛托夫复盛世才函转交一份给蒋介石，其中一一列举盛世才欲出卖新疆、投靠苏联，反对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等事实，并说苏联对其做法一直反对，“意在请委座制裁”（唐纵语）。因此前蒋、盛已沟通多次，关键是蒋介石此刻正要利用盛世才以使中央势力进入新疆，故对潘友新的“举报”反应平淡，言辞之间还潜含着对苏方的教训意味：“贵国政府对于凡关新疆之事应与敝国中央政府交涉，不可与盛督办迳行谈判。对于大使今日所述之事，俟余详阅此信后再行办理。”

表面上蒋介石轻描淡写，实际上却是异常重视，蒋命顾问事务处长卜道明迅将莫洛托夫函译出，交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约“组中参谋秘书研究”，唐纵等研究后于11日提出如下意见：

关于盛苏关系与苏联用意的判断：

“一、苏联与盛世才关系决裂；二、苏联仍未放弃新疆之经营，且将有新发展；三、苏联通知我中央，希图取得我国之谅解，以阻遏盛世才与中央接近”。

关于我方之态度与对策：

“一、将苏方之表示告知盛世才，以坚定盛世才内向之心；二、通知苏方，新疆问题可与中央商讨解决，不得与地方折冲，以免造成国际之纠纷与误会；三、准备继任新疆之人选，俾问题发展到人事问题时，得以适应机宜为紧急处置。并加紧甘肃西部之防务，以为声援；四、随时准备通知美英，以加强问题之国际性。”

7月11日，朱绍良返渝，带回盛世才10日致蒋介石的复函，盛世才对莫洛托夫函的内容竭力辩解，说提出加入苏联成立苏维埃并非真意，而是为了“探测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说苏联及中共在新疆工作人员均参与了暴动的策划，并表白其“竭诚拥护钧座与中央之赤诚，”说由于“地处边陲，民族复杂，情形特殊，”致主政期间多有失当，恳请蒋介石“曲予原宥”他。

国民政府紧密筹谋

11日午间，国民党高层又在曾家岩官邸举行党政军会报，由朱绍良报告新疆情况，告知盛世才与俄共、中共均已闹翻。会毕用餐时，军令部长徐永昌发议论，“新疆得有今日之情形尚系国家之福”，蒋介石答以：“此皆由抗战得来。”（《徐永昌日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当日日记中，蒋介石亦详论此事，称《新苏租借条约》甚于“二十一条”：“本日中午，由朱长官转呈盛世才来书，叙述彼与俄国一切秘密交涉之经过，详尽无遗；于是俄国在新疆全部阴谋，根本暴露，而其《新锡协定》，比之倭寇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尤过之，此种举动，昔日倭寇在东北对张作霖所不忍为者，而俄竟忍为之，其狠毒可谓帝国主义之尤者也！”

同日，蒋介石约外交部长王宠惠、次长傅秉常、钱泰及王世杰“晤商新疆问题”，“此事关系重大，蒋先生嘱详拟对案”。7月14日中午，王世杰、王宠惠等到蒋介石处报告所拟新疆事件处置方案，“内容侧重促请苏联嗣后关于新疆事件须向中央交涉一点”。

在向外交系统征集意见的同时，蒋介石又令军方也速拟应对方案，7月13日，何应钦即向蒋提交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的研究报告，将重点放在设法收复新疆主权的问题上。《方略》共分三部分：第一，新疆现势之判断；第二，方针；第三，实施要领。实施要领又包括第一期：现在过渡时期；第二期：收复主权时期，主张乘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我之国际地位更有利时机，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包括取消承认伪满、伪蒙，不得支持中共，撤退驻新疆之红军第八团及空军、战车等部队，及其他一切非法案件之要求。到时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肃清新省一切不稳分子，收复主权。

这第二期的设计，是期盼有朝一日苏联倒了大霉，要与苏联算总账。这是前述两个方案所没有的。不过关于当前处理意见则大体一致，即先使新疆外交收归中央，苏联应与中央政府交涉，而不是撇开中央与新疆地方当局打交道。(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13日，蒋介石又与朱绍良“研究处置新疆问题之方针”，决定“（一）保全盛世才之地位。（二）使苏联不致恼羞成怒，留有回旋余地。”朱绍良走后，蒋介石又自记曰：

“应先防制俄共鼓动新疆各地之暴动驱盛，此虽为国际与世界战局所不容，料俄亦不敢为此，然仍不能不预防也。俄倭战争，如终于不起，则我对新疆问题与计划，亦照预定之程序实施：（1）派兵入新，助盛平乱，巩固省政。（2）划新疆归入第八战区。（3）与俄交涉彻底解决新疆各案。”(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蒋介石避免刺激苏联

15日下午5时，徐永昌再至蒋黄山官邸提关于新疆问题意见，中心意思是抓住机会，限苏换盛，立即解决新疆问题。此建议对蒋介石也有所触动，但因与蒋介石、朱绍良13日计议者有出入，故蒋暂未采纳。蒋介石大致是想先稳住一段时间，徐图解决。

内部紧锣密鼓计议一番之后，7月16日下午5时，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先是口头感谢一番，并说这事盛督办也已向中央报告，接着话锋一转，“敝国新疆省当局过去既有此不合理之情形，为改正起见，今后两国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迳行交涉，以免发生误会。”

蒋介石还强调，新疆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贵方转来有关函件，显示了贵国政府尊重我国内政统一之盛意，我方已派朱绍良前往新疆省调查，并督促盛世才以后对于新苏交涉之事，须秉承中央政府之政策与法令，“与贵国和善相处”。苏联将盛过去卖身投靠苏联、背叛国民政府的情报转交蒋介石，是想假手国民政府来收拾盛，但蒋介石的这番答复，自然与苏方预期相距甚远。

7月16日下午，在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会报”上，刘斐又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对“新疆事件，知道者不必多言，不知道者不必过问。如有人问起，答苏联对我态度很好。”（《唐纵日记》）可见蒋介石是想低调处理，不想因此刺激苏联，但却积极加紧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