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战中，段琪瑞曾专门编练几个师的“参战军”，准备派赴欧洲作战，虽然因参战时已临近尾声，最后仅向西伯利亚派出了混成团规模的中国支队，但中国支队仍然表现优异，没有给国家丢脸。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准备充分，后勤充足有着莫大关联。中国支队归陆军部直辖，出发前，所有官兵均由陆军部制发上中等黄呢子制服。在支队开拔的同时，陆军部即在长春设立总兵站，从沈阳、哈尔滨到支队司令部所在的俄境双城子，也均设有分兵站。国内代表到海参崴慰问时，仅带去的慰问品就计有：在南苑宰杀的大黄牛两头、在北京城内所烙的约一万斤面的山东大锅饼、在上海买的美丽牌香烟和毛巾、在长春总兵站购买的两千斤白干酒等。所有这些慰问品，把一节铁闷罐车都装得满满的。

除了后勤充裕外，中国支队自进入俄境起，部队行动就很谨慎，不仅从上至下保持着良好军纪，不扰民不滋事，而且夜间也从不出动，只有白天才会在防地附近巡查。

其它协约国特别是投重兵于西线的欧美国家，对干涉行动要么力不从心，要么不够重视。美军的装备最好，但是派来作战的士兵素质很差，一听到枪声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庄里去，以致于让美军获得了“打仗最差”的评价。日军大概是协约国中最为重视，也最花力气的，可同时也是投入产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亚气候寒冷，缺少青菜，作为亚洲人，对这种生活非常不习惯。日军又向来不重视后勤，士兵的待遇很低，这无异于雪中加霜，导致他们的军纪之坏在参战国中排到了第一。

当时在远东与各国干涉军作战的苏军被称为“穷党”。“穷党”远远地一看到是中国军队，便会用俄语大声呼喊：“中国人和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不打你们，你们也不要打我们！”

“穷党”出来活动时都尽可能避开中国军队，但对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凶。日军兵营常常遭到“穷党”夜袭，部队一营一连地被围攻缴械，损失很大。

中国支队主要负责分担海参崴以东铁路附近的防务，另抽出一个骑兵连到伯利归日军指挥。到伯利去的那个骑兵连遇到了和主力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即“穷党”只要望见中国国旗就会大喊：“我们是好朋友，谁也不能打谁。”

由于和日军一道行动，骑兵连很怕被“穷党”看成是日军，行军时都不愿和他们衔接在一起，总是或前或后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蒙受的损失也不大。

中国支队和华工赴欧一样，都是在国力弱小的情况下，竭力争取国际地位的一种努力。可是很快，随着段祺瑞和皖系在直皖战争中的惨败，中国支队被迫撤回了国内。此时他们所属的陆军第九师已被直系改编，师长也换了人，这支曾经立声名于海外的功勋部队直落得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步，只得在他们所暂驻的吉林牡丹江“就地落草”，接受吉林督军的改编。

往前推一年，1920年春，当时直皖战争尚未爆发。服务于一战的“威海卫华工营”准备启程回国，许多华工前去向一位出生于北京西郊海淀，如今已定居于法国的华侨女子辞行。大家问她想不想回中国，女子说：“怎么不想？做梦也在想！不过一年多来，我向许多同胞问了国内的情况，倒使我迟疑起来。祖国太乱了，人民太苦了，简直是一个公共的殖民地。以后再看吧！”

临别时，女子的眼眶里全是泪水，她一边哭，一边拉着同胞的手说：“我多么盼望祖国统一、独立和富强啊！”

这个希望转瞬就成了泡影。回国后的华工也有很多人被迫卷入直皖战争，他们没有死于一战，却死在了内战之中。一位被大家叫做“先生”，拥有一身武艺，同时在华工营中也具有很高威信的人也消失其中。之前，“先生”的华工朋友们和他通过几次信，但直皖战争后去信几次都无回信，可知一定是已经战死了。

中国嗜于内斗的“传统”，仿佛又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它骨子里的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