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考察，双方最后选定距离南宁市10公里的心圩村。心圩村是一个以圩场为中心的大村落，周边有10多个小村落，每个小村落都有一两个祠堂。这些祠堂都是砖瓦结构，稍加修整就可以用作宿舍，每座祠堂可以容纳100多人。祠堂周边的空地上，还可以搭盖茅棚，当成课堂或饭堂。尽管村子不靠近江河边，水井也不多，但有星罗密布的池塘可以取水。
地址选定，接下来就要进行改造。筹备时间只有两个月，非常紧迫。
心圩村是壮族集聚地。这里贫穷落后，破旧的农舍，泥泞的小路，浑浊的池塘，入夜，还要靠煤油灯照明，百姓过着一餐饭一餐粥的日子。尽管村里有祠堂，但整修过的祠堂满足不了学校用房，要盖新校舍，只能就地取材。屋梁和柱子都是用未加打磨的松树原木，四周围捆上竹条，屋顶铺着茅草，地面全部是泥土地。
此时，黄伟南和阮文展已经回国，越南有关方面立即着手师生的转移工作。阮文展被越南教育部任命为专门负责转移的处长。他到越南财政部领取了转移款，开了10张已经签字的空白信笺，作为到中国的介绍信，又找后勤部门安排车辆运送图书和有小孩的家庭。
战争年代，无法使用电话联系，要完成数百上千人的跨国转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们一路艰苦跋涉，白天要提防敌机的空袭，晚上还要警惕在边境一带活动猖獗的特务。于是，他们把行程分成几个站点，在夜间行军，并将途中一户人家设立为接待站，配备锅碗瓢盆，接待过往的学生团体。
与中方建校同步，在越北，越南劳动党主要领导人长征，接见了刚刚从前线回到根据地的武醇儒。武醇儒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国防部部长兼陆军总司令武元甲大将的胞弟。长征交给武醇儒一项特殊任务，赴中国办学，建立中央学舍区，担任首任校长。
▲武元甲大将
12月初，已到了潮湿阴冷的冬季，武醇儒一行从国防部借来一辆旧式吉普车上路了。一路泥泞，还要躲避空袭，他们走走停停，终于越过了边境桥，在水口与中方部队会合。稍事休息，又赶往南宁，他们这才知道，中方已将这所特殊的国际学校命名为育才学校。
学校开办时，越方提出急需中方帮助解决首批2000人的吃住问题。但实际上，学习用品、办公用品、医药、床铺及衣服等，越南方面都没有能力提供。
根据越方提议，1951年6月2日，广西省委致电中央，申请“拨一笔开办费和特别费”。11日，中央回电：“同意拨给越方学校一笔开办费，以节约为原则，可比照我军成立伙食单位所需开办费的比例拟一预算报核，特别费应拨多少亦请一并提出意见，越方学生同意一律按包干制待遇。”
9月19日，中央财政部批复：“同意经费按30亿元（旧币，1万元为现行币制1元），开办特别费按20亿元预算，请本中央批示精神，掌握开支，年终专案上报。此款暂由中南财政部垫付，待来人办理手续时归垫。”
经费落实，房屋建起，学校为师生们统一发放了衣服、蚊帐、被褥及生活和学习用品，学校可以开课了。育才学校下设中文学校、高级和中级两个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小学共5个分校。主要是为越南国内培养师资，并收容了一批烈士遗孤及革命干部子弟。学制、课程、大纲、教材等，都按照越南北方解放后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和实践经验执行。
教师大部分来自越南，集中了当时越南解放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派到育才学校工作的中国同志，更是经过严格审查，千挑万选，不仅要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还要有一定水准的专业水平。根据越方要求，聘请的少量中方教员只担任中文、音乐、体育、舞蹈等课程。学生包括13个民族之多，除大部分是越南民族外，还有土族、蛮族、芒族、侬族、寮族等。
▲正在上课的南宁育才学校学生
开办之初，教学条件非常艰苦。教室里没有书桌和座椅，每人发一只20厘米高的小马扎，开会、吃饭、上课，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上课时，一块40×50厘米的小木板，放在膝上就是书桌。直到半年后，各个班级才配发书桌，但也只有板凳高，两人共用。露天上大课时，没有扩音设备，全靠教师大声讲，一天下来，喉咙沙哑。夜幕降临时，每个小组三四个人共用一盏油灯。晚上，学生们睡的是大铺床。
心圩村不近江河，老乡用水都是去池塘取水，养鱼、洗澡都在塘内。饮水时，需要用明矾和漂白粉过滤塘水食用。于是，学校给每个班分发了几个瓦缸，每天傍晚放学回来，大家分工去打水，挑回来后倒在水缸里，用明矾过滤，第二天早晨才能有洗漱的清水。教室、宿舍、食堂分散在村子各处的老乡家附近，有的就在同院，没有围墙，也不用上锁。
白天，村里的大人孩子进进出出，甚至老乡家饲养的家禽也在学生周围蹿来蹿去。学生丁家勇曾在长诗《心圩回忆》中形象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些大肥猪/也逃离猪圈/溜进了教室/偷偷来旁听。”
当时学校有大小汽车4部，主要供接送病号和校长外出时使用。遇雨泥泞不堪，很难行走，而各个单位又住得很分散，公务员要通知一件事，不能骑单车，只能走塘边小路，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由于校舍不足，一部分少年军校的学生迁至桂林市郊甲山，成立了桂林育才学校。
▲桂林育才学校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