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育才学校旧址
1951年5月的一天，两位来自越南的特殊客人突然造访中共广西省委（1958年3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介绍信表明，他们是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的特使，国家教育部的次长秘书黄伟南和教师阮文展。此次来中国，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临行之前，越南范文同总理特意将两人请到总理府，郑重地请他们将胡志明主席的密函，转交给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和正在广西剿匪的李天佑。随后，广西省委速将密函电呈中共中央。
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中越边界全线打通。但此时的越南，却仍处于艰苦卓绝的抗法救国斗争中。烽火硝烟之下，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法得到保障。“为了保证学生们的生活和避免敌机的威胁”，越南方面想到了中国，想到了可以作为越南抗法战争后方的广西。拟将2000余名学生转移至广西学习，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提供一处“近山容易找柴火，近河方便洗漱，有地开荒增加生产”的地方，建立特殊校区。
▲广西越南交界处的友谊关
之前，两国高层已就此事有过沟通，所以中共中央立即复电广西省委，同意越方来广西设立学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明确批示：“用越文教育，中国帮助。经费由中国解决。”
心圩村国际学校
广西与越南虽然山水相连，但是这里毕竟是桂系军阀经营多年的老巢，而且刚刚迎来解放，不仅剿匪任务重，土改工作也在开展之中，百姓生活贫困。要立刻接纳上千名越南师生，安全保密、衣食住行都要极其慎重。
于是，中方安排了一个武装班，车前架着机关枪，专程护卫黄伟南和阮文展等参观、选址。最初考虑将学校设在交通方便的南宁市，但人数众多的师生集中在狭小的市区，一旦遭遇敌机侵袭，很难防空。而且开办学校需要占用大量房屋，市内一时也无法容纳。此外，越南学生到中国后，语言不通，服饰不同，一眼就能认出，安全保密工作也很难做。
▲位于心圩村的育才学校（1951-1953）
几经考察，双方最后选定距离南宁市10公里的心圩村。心圩村是一个以圩场为中心的大村落，周边有10多个小村落，每个小村落都有一两个祠堂。这些祠堂都是砖瓦结构，稍加修整就可以用作宿舍，每座祠堂可以容纳100多人。祠堂周边的空地上，还可以搭盖茅棚，当成课堂或饭堂。尽管村子不靠近江河边，水井也不多，但有星罗密布的池塘可以取水。
地址选定，接下来就要进行改造。筹备时间只有两个月，非常紧迫。
心圩村是壮族集聚地。这里贫穷落后，破旧的农舍，泥泞的小路，浑浊的池塘，入夜，还要靠煤油灯照明，百姓过着一餐饭一餐粥的日子。尽管村里有祠堂，但整修过的祠堂满足不了学校用房，要盖新校舍，只能就地取材。屋梁和柱子都是用未加打磨的松树原木，四周围捆上竹条，屋顶铺着茅草，地面全部是泥土地。
此时，黄伟南和阮文展已经回国，越南有关方面立即着手师生的转移工作。阮文展被越南教育部任命为专门负责转移的处长。他到越南财政部领取了转移款，开了10张已经签字的空白信笺，作为到中国的介绍信，又找后勤部门安排车辆运送图书和有小孩的家庭。
战争年代，无法使用电话联系，要完成数百上千人的跨国转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们一路艰苦跋涉，白天要提防敌机的空袭，晚上还要警惕在边境一带活动猖獗的特务。于是，他们把行程分成几个站点，在夜间行军，并将途中一户人家设立为接待站，配备锅碗瓢盆，接待过往的学生团体。
与中方建校同步，在越北，越南劳动党主要领导人长征，接见了刚刚从前线回到根据地的武醇儒。武醇儒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国防部部长兼陆军总司令武元甲大将的胞弟。长征交给武醇儒一项特殊任务，赴中国办学，建立中央学舍区，担任首任校长。
▲武元甲大将
12月初，已到了潮湿阴冷的冬季，武醇儒一行从国防部借来一辆旧式吉普车上路了。一路泥泞，还要躲避空袭，他们走走停停，终于越过了边境桥，在水口与中方部队会合。稍事休息，又赶往南宁，他们这才知道，中方已将这所特殊的国际学校命名为育才学校。
学校开办时，越方提出急需中方帮助解决首批2000人的吃住问题。但实际上，学习用品、办公用品、医药、床铺及衣服等，越南方面都没有能力提供。
根据越方提议，1951年6月2日，广西省委致电中央，申请“拨一笔开办费和特别费”。11日，中央回电：“同意拨给越方学校一笔开办费，以节约为原则，可比照我军成立伙食单位所需开办费的比例拟一预算报核，特别费应拨多少亦请一并提出意见，越方学生同意一律按包干制待遇。”
9月19日，中央财政部批复：“同意经费按30亿元（旧币，1万元为现行币制1元），开办特别费按20亿元预算，请本中央批示精神，掌握开支，年终专案上报。此款暂由中南财政部垫付，待来人办理手续时归垫。”
经费落实，房屋建起，学校为师生们统一发放了衣服、蚊帐、被褥及生活和学习用品，学校可以开课了。育才学校下设中文学校、高级和中级两个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小学共5个分校。主要是为越南国内培养师资，并收容了一批烈士遗孤及革命干部子弟。学制、课程、大纲、教材等，都按照越南北方解放后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和实践经验执行。
教师大部分来自越南，集中了当时越南解放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派到育才学校工作的中国同志，更是经过严格审查，千挑万选，不仅要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还要有一定水准的专业水平。根据越方要求，聘请的少量中方教员只担任中文、音乐、体育、舞蹈等课程。学生包括13个民族之多，除大部分是越南民族外，还有土族、蛮族、芒族、侬族、寮族等。
▲正在上课的南宁育才学校学生
开办之初，教学条件非常艰苦。教室里没有书桌和座椅，每人发一只20厘米高的小马扎，开会、吃饭、上课，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上课时，一块40×50厘米的小木板，放在膝上就是书桌。直到半年后，各个班级才配发书桌，但也只有板凳高，两人共用。露天上大课时，没有扩音设备，全靠教师大声讲，一天下来，喉咙沙哑。夜幕降临时，每个小组三四个人共用一盏油灯。晚上，学生们睡的是大铺床。
心圩村不近江河，老乡用水都是去池塘取水，养鱼、洗澡都在塘内。饮水时，需要用明矾和漂白粉过滤塘水食用。于是，学校给每个班分发了几个瓦缸，每天傍晚放学回来，大家分工去打水，挑回来后倒在水缸里，用明矾过滤，第二天早晨才能有洗漱的清水。教室、宿舍、食堂分散在村子各处的老乡家附近，有的就在同院，没有围墙，也不用上锁。
白天，村里的大人孩子进进出出，甚至老乡家饲养的家禽也在学生周围蹿来蹿去。学生丁家勇曾在长诗《心圩回忆》中形象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些大肥猪/也逃离猪圈/溜进了教室/偷偷来旁听。”
当时学校有大小汽车4部，主要供接送病号和校长外出时使用。遇雨泥泞不堪，很难行走，而各个单位又住得很分散，公务员要通知一件事，不能骑单车，只能走塘边小路，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由于校舍不足，一部分少年军校的学生迁至桂林市郊甲山，成立了桂林育才学校。
▲桂林育才学校旧址
生活上的困难还能克服，但在心理上，大多数越南师生却难解思乡之情。武醇儒曾回忆：“当时所有人都有‘归心似箭’的感觉，不愿意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无法安心在和平、衣食无忧而又远离祖国亲人的环境里生活，我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心理状态。与国内联系困难，鲜有亲人的书信和信息往来。再者，学舍区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如何做到互相理解、和谐相处也是难题。”同时，“由于距离远，我们无法及时得到上级领导的指示，而且驻地各方面都十分落后，语言不通，与当地群众交流困难，中央学舍区似乎是个‘绿洲’。”
南宁邮政第4号信箱
针对出现的问题，中国政府设法帮助，从细节处改善他们的生活。先是接受了越方的建议，新打了6口井取水，又为学生们购买了带抓手的水杯，建造卫生间，增加青菜瓜果，帮助师生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尽一切努力满足越方的要求，为他们创造在异国安心学习的环境。
根据心圩村条件过于简陋、房屋不足、用水困难的现状，中方也在考虑筹建新校区。1952年10月，广西省委再次致电中南局并报中央，希望拨付190亿元育才学校修建费。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指示，建筑面积以每人平均不超过10平方米为准。
不久，由中央财政下拨的供先行备料用的80亿元资金到位。1953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下发追加拨款的批复：同意该校新建校舍的经费再增加110亿元，以300亿元为总的控制数字。工程可分为两年完成。
▲1958年，越方颁发给育才学校中方人员的证书
外交无小事。尽管学校在建，但仍有不断出现的问题。而作为国际学校，任何小的矛盾都有可能影响到两国关系。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派人到广西检查育才学校的情况，并在9月7日，针对发现的问题，再次致电广西省委，提出了具体、细致的指示，强调中方的角色定位是协助越方办学，而不是指导，要给予越方更加宽松的空间。中央指示：
今后该校全年预算，经该校呈报越南驻广西办事处核准转交省委，省委研究后，并提意见送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全部经费由越方掌握。其决算由越南办事处审核，并报其中央。用款得当与否以及有无其他漏洞，由越方自己检讨。只送一份我方参考，不要去检查他们的决算。
我方派驻该校干部的生活供给、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学习生活归省委负责，其业务则由越校部领导。……但无论干何事，均应尊重越方意见，接受领导。如对学校有意见，可向省委反映，不直接向学校提出。向学校提出与否，由省委决定，重大问题，省委应报中央。
中央已批准足够的款项给广西省委为育才学校建新校舍。省委应尽一切可能，保证新校舍年底完工，明年春季能在新校舍上课。
1954年，一片红砖红瓦的建筑在南宁西郊五里亭一带拔地而起，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新校区落成了。新校区是按照越方提出的要求设计的，设备在当时堪称一流。除教室外，全校被划分成幼儿园、中小学、师范、基础科学等学区，配备了礼堂、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游泳池、花园等区域。1955年1月，迁校完毕。出于保密的需要，通信地址定为“南宁邮政第4号信箱”。
▲南宁育才学校新校园
新校区都是新装备，为了制作全套的木器家具，从1954年起，每天八九十位木工师傅，整整干了一年还未完成。学生服装和日用品也全部换新，每人还多发了皮鞋、雨鞋、胶鞋各一双，外衣、衬衣各两套以及背心、袜子、手套等，还有重新缝制的崭新棉被褥。
伙食也大为改善，早点以豆浆油条为主，每人每天平均有三四两肉，并根据越南人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加工菜肴。武醇儒回忆：“在物质供应方面是充足甚至有点过剩的。和平环境尤其是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每每面对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怀念国内的同胞和指战员正处于物质贫乏、艰苦的条件下。”
尽管如此，学校仍存在教材等问题，有的年级因没有课本，需要在课堂上抄书，适用的教材买不到。学生们体质比较弱，有的学生因为学习和生活紧张，休息时间不足，患有神经衰弱症。
1955年3月7日，中央再次致电广西省委，下达中央帮助育才学校的几点指示：
今后对育才学校的帮助：教学工作方面，由中央教育部党组负责，并委托广西省教育厅党组就近具体帮助；学生工作方面，由青年团中央负责，并委托广西省团委就近具体帮助；经费开支与生活供给仍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并委托广西省委联络部就近处理。
最近将由中央教育部党组、高教部党组和团中央派出干部，合组一个育才学校工作组（不称专家小组）到育才工作，干部正在调配和审查中。这个小组由省委领导，业务问题则由教育厅和团省委负责指导。
小组到后，由省委介绍给越方办事处转介绍至学校，其任务在于帮助他们的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是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去管理与领导。因此，必须尊重越方的意见，注意团结。
根据中央指示，4月，广西省委对外联络部提出由省委联络部陈岸、区镇，青年团广西省委陈生，省教育厅党组李迪生以及中央派来的朱学5位同志，组成直接对省委负责的育才学校工作委员会，常驻学校，负责协调解决各项事务。
在工作方案中特别强调了两点：工作要有积极的态度和慎重的步骤，中方只能了解情况，提出建议进行帮助，既不是领导也不能主办，更不能包办代替；此外，强调要高度集中统一，一切大问题的决定均集中于党组，任何个人不能自作主张。
省内公开省外秘密
育才学校从开办以来，为了安全，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中方还派出解放军的一个连队驻守，日夜警戒。
越南学生远离故土和亲人，难解思念祖国之情。而且大家反映，来中国好几年了，却不了解中国，也没有交到中国朋友，很想与当地学校联合搞一些活动。
对越方提出的公开要求，中方予以积极考虑。1955年3月30日，广西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以省对外联络部名义，下达了将育才学校公开的具体办法：
同意育才学校公开，可到省内各地游览参观，到省外参观，仍需经中央联络部批准。因此，今后可以有计划地组织育才学校师生与省、市内各中国学校进行联欢、赛球、参观、交流教学和学习经验，或到市内参观、购买日用品等。但我们考虑育才是越南办的，学生年龄较小，政治认识较低等情况，为了在政治上免出漏洞与确保安全，所以上述活动还应是有控制的，且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同时，还应注意不登报、不宣传学校性质、具体情况不公开、不参加当地群众大会，省内公开、省外秘密等原则。
该办法对公开范围、加强组织领导和保卫工作、经费问题等都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允许育才学校师生到市内购买日用品、吃饭、理发、缝衣等，允许到经公安机关审定过的照相馆照相。
经学校党组同意，育才学校的中方教师和干部可以与越方人员合影、通信、互赠小纪念品。但外出游览参观时，要提前半年拟定出行计划。日常外出，要有组织领导，人员不宜过多，并有中国同志或翻译陪同。
为便于识别关照，外出时，要佩戴育才学校的布制襟章。参观经费若接待单位无着，可事先征得省委联络部同意，以国际友人人数每人每次5角（1955年2月，人民币改为现行币制）计算，凭单据到省委联络部报销。参观来往旅费、伙食补助费，按每人每天1元2角标准，由育才学校报销；我方各地机关可按每人每次1元5角的标准，作一次性招待，费用凭单据到省委联络部报销。
根据育才学校提出的意图，中方选择了规模较大、设备较好并具有代表性的南宁市三中作为试点。9月12日下午2点半，30多位育才学校的师生来到三中，参观了学校的教学设备和环境以及学生的课外活动。短暂的参观很成功。随后几年，育才学校与当地学校、工厂、农业社的交流活动成为常态。
▲历史悠久的南宁三中
此时，越南国内的抗战也进入决胜阶段。1954年5月，越军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奠边府战役大捷后，迫使法国于7月签订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越南北方完全解放。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河内，并开始恢复经济、文化建设。育才学校的部分师生也陆续回国，参加接管和建设工作。1955年年底，育才学校总校长武醇儒回国，担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
完成使命搬迁回国
1957年10月，广西省教育厅接到越南驻南宁领事阮梅发来的通知，称已奉越南中央指示，“为便于对学校领导及学校教育能结合国内实际起见”，自今冬起，育才学校将陆续搬回国办理，从12月起，师生将分批搬迁回国，计划至明年暑假全部搬完，希望中方给予大力协助。
该年12月24日，胡志明主席出访一些国家后，从北京返回越南，途经广西时，特意抽空来到育才学校看望师生。学生阮梦生一直保留着当年用复写机打印的胡伯伯的讲话稿。
▲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访问育才学校时发表讲话
胡志明首先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帮助、教育了越南的学生们。并总结了要向中国学习的几条经验：劳动精神、责任意识、谦虚不骄傲的品质，理解并在大事和小事中践行勤俭。
最后他还特别谈到了迁校回国的原因：“回国的时间快到了，你们知道吗？高兴吗？回国后没了大房子，没有漂亮的花园。但你们知道吗？每个学生在这里花掉的学费，在国内足够5个学生的开支。你们在这里有2000名学生，到国内就可以供应10000名学生的开支了。”
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4月，自治区教育厅专门制订了协助育才学校的意见，其中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协助做好迁校工作”。
此次迁校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批越南师生迁回国内，越方迁回干部、教师约270人，学生约2400人。中方除协助越方做好物资供应、校产登记、账目结算、交通运输和保卫安全外，还要组织欢送活动，要让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学习长达8年之久的越南师生，愉快、平安地返回国内。
故此，教育厅又制订了欢送方案，并上报了罗列欢送经费开支明细的预算草案，包括赠送服装费，教师每人2元、学生每人1元标准的会餐费，举办招待晚会的招待费，欢送费，赠送书籍、教学仪器、锦绣中国领袖像及每人一枚铜质毛主席像纪念章的送礼费，合计人民币115921元，费用由教育厅掌握的育才学校专款内开支。
为感谢中方8年来给予的帮助，越南教育部部长阮文楦专门签署证书，表彰部分为教育、培养越南青年学子作出特殊贡献的育才学校的中方教职员工。
8月26日，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又给自治区教育厅等单位下发批复，提出对育才学校搬迁回国后后续工作的几点指示：“前南宁育才学校的校舍拨给广西大学使用，教学、办公、医疗、炊事设备和交通工具等，原则上全部按价拨给广西大学使用。其中越方的剩余物资若不适合广西大学使用，由教育厅调出处理。越方用款购置的物资设备，应按原价（或8折）从速付款交教育厅退回越方。凡属教育厅专款购置的剩余和废旧物资，由教育厅议价出售，将款归垫。前育才学校生产费1万余元系教育厅垫款，现该校存下大中小猪300余头、水牛2头、塘鱼300多万条，广西大学接收后，应按现值价款退回教育厅。”
至此，育才学校完成了历史使命，全部迁回越南。
▲育才学校迁出后，校舍并入了广西大学
育才学校不仅培养出了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原书记、越南政府原副总理武宽，越南原政府部长、办公厅主任段孟蛟等优秀校友，更是中越友谊的象征。很多当年的学子非常怀念在中国度过的美好时光，1991年以后，越南河内等地成立了中央学舍区校友联谊会。
1992年，一个由原育才学校学生自行组织的19人团队，携妻带子，拿着老照片，专程回到广西探访学校旧址，拜望昔日老师。不久，广西南宁也成立了育才学校校友联谊会。两国校友开始了频繁密切的往来。12岁就来到育才学校的越南邮电大学校长范道教授，专门撰写回忆长文，寄给《南宁晚报》。育才学子、越南建设部原副部长范士廉和阮汛万，利用到中国开学术会议的机会，回访了育才学校的旧址。
半个世纪过去了，育才学校第一位中国教师刘少明依旧清晰地记得，在1958年8月越南师生全部迁回国的次月，经胡志明主席批准，越南教育部和卫生部就邀请部分育才学校的中方老师访问越南。代表团荣幸地接受了胡主席的接见，并在随后的访问中，受到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1963年，由胡志明主席签署令，刘少明被授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三级劳动勋章。1999年，当她和丈夫再次访问越南时，原育才学校学生、越南国会副主席武卯专门接见了夫妇俩。
▲1999年，越南国会副主席武卯(右二)，接见中国教师刘少明(右三)
2006年9月，越南河内百科大学举行了广西育才学校成立55周年庆祝会，为了表达对曾经在育才学校工作过的中国教职员工的谢意，越南教育培训部决定，授予15名当年的中国教职员工“教育事业纪念章”，并由3位校友会主要成员，专程到南宁为恩师们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