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3日星期一《新闻报》载梅汝谈话）

日本时报载了一篇短文，叫做《中国人不报仇》，描写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对日本人是何等宽宏大量，“视敌为友”。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我读了这篇文章，颇有啼笑皆非之感。（1946年4月11日星期四）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948年底，大批日本战争罪犯已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疾而终。除了第一批的28名，其他甲级战犯（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与纳粹德国漏网战犯在战后的东躲西藏、亡命蛮荒相比，这些人的处境真可谓优游自在。美国的提携，中国的宽厚，由“冷战”格局导致的各国对日政策，使日本获得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围里，先父的名字当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愉悦的符号。先父关于抓紧调查日军侵华暴行史实的建议，直到20年后的80年代中期方被采纳，而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至此已凋谢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