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62，《宋朝史话》连载30，欢迎收看。

在两宋统治的300多年中，因为历朝统治者基本上都执行宋太祖关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遗训，政治思想比较活跃，不同学派之间展开热烈的争辩，儒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统治思想也发生了由崇尚黄老到尊崇理学的演变。

北宋初年，特别是太宗、真宗两朝，因为统治政策从锐意进取向因循守旧转化，宣扬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最高统治者所推崇。淳化四年(993)，宋太宗对新任参加政事吕端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吕端立即附和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

至道元年(995)，吕端拜相，制词还明确要求他“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吕端在宋太宗及宋真宗初年都当过宰相，他执政也贯彻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鼓吹和奉行，黄老思想就成了这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并且成了这时期因循守旧政治的理论支柱。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对历代政治一直有重大影响的儒学，北宋初年也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宋太宗下令孔子的后嗣袭封文宣公，特免其家赋税。宋真宗东封泰山，特地到曲阜拜谒孔庙，表示尊崇，后来又表示要使“礼乐交举，儒术化成＂。

孔子后代世袭的衍圣公名号，则是宋仁宗时开始的。然而，在北宋初年，儒学仅仅被统治者视为同佛、道二教地位相同的一种宗教。宋真宗曾说，佛、道、儒“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

儒学同佛教、道教一样被视为一种统治工具，并没有得到特别尊崇。当时尽管有个别学者努力要使儒学对政治起更大作用，鼓吹“通经致用”，但是，多数儒生都埋头于“章句注疏之学”，而注释经籍又都墨守旧章。所以，在北宋初年，儒学思想比较沉闷，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占支配的地位。

到北宋中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循守旧政治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士大夫中要求改革政治的变法思潮日益高涨，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受到变法思想的猛烈冲击和批判。

在北宋初年比较沉闷的儒学，这时期却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向着“通经致用”的方向发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而日益活跃。当时士大夫中不少人出于对内忧外患交炽局面的忧虑，想通过对经籍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新解释，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寻找答案，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寻求药方。

因为各个思想家的政治立场不同，在解释经籍时就有不同的观点，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儒学也在各个学派争鸣中得到发展，形成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儒学。

北宋中期的儒学学派，比较重要的有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等。

王安石的新学，是适应富国强兵的变法需要而出现的。其主要著作是《三经义》（包括诗义、书义、周礼义）、《字说》、《老子注》及《洪范传》。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散佚，现存的只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周礼义》（即《周官新义》）16卷及《老子注》的佚文。王安石的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保存了许多反映王安石政治思想的资料。

王安石的新学，是北宋中期以后有重大影响的学派。《三经义》一修成，宋朝立即发给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必读的教材，同时下令杭州、成都府路转运司镂版印卖。科举取士也以三经新义为标准。

王安石晚年修成的《字说》，“出入百家，语简而意深”，也有很大影响。

王氏新学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以儒为主，兼采法家。他称赞儒家主张的“王道”，反对法家主张的“霸道”，认为“王道”都是出于本心，“霸道”的做法则全是虚伪造作，所收功效不如“王者之道”。他批评韩非“治民无常，唯法为治”的法治思想，认为“刑名法制，非治之本”，单靠多立严密法制，根本达不到“教化”的目的。他还一再引述孟子关于“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说教，说明人治的重要性。

但是，他又并不否定法制的重要性，而是把法家的“法治”同儒家主张的“人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就提出了“天下至大之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的儒法兼采的思想。

在“义”与“利”，尚德还是尚刑等问题上，王安石也兼收并蓄。他认为，“义”和“利”，对统治者来说，都是必要的统治手段，是相辅相成的。他嘲笑那种把“任德”、“任察”、“任刑”相割裂开来的人都是各执一端的偏见，认为“圣人为政之道”不过是对这三者“兼用之而已＂。

他强调“圣人”进行统治离不开“礼、乐、刑、政”四种手段，但他又认为“礼、乐”是“基太平而泽万世”的根本，而“政”和“刑”只是“礼、乐”的辅助手段。

对于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王安石为了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也加以吸取。

而对孟子不言财利的陈腐思想，则予以摒弃。可见，王氏新学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儒法两种思想都有所去取，而以儒为主，以法为辅。这种思想所遵循的，还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法合流这一统治思想发展的轨道。

在哲学方面，王安石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而“道”的本体是元气，“道”分化而为阴、阳，具体化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这五种元素的变化就形成万事万物。

他反对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认为各种自然灾害都有自身的原因，与人事虽然有时会产生偶合，但并无必然联系，“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即使上下附会，也不可信。

他在变法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天变不足畏＂的战斗精神，就是以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通过感觉和思维，一切事物都“可视而知，可听而思”，都可以认识。同时，他认为一切事物内部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耦”，“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任何事物都是变化运动的。而变化又是“新故相除＂的。所谓“新故相除＂，就是用新生事物代替陈旧的东西。这种进步的辩证法，也是他进行变法的一种思想武器。

周敦颐，字茂叔(1017-1073),因晚年卜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之麓，筑室名濂溪书堂，被学者称为濂溪先生，他的学派就被称为濂学。他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易说》（又称《太极图说》）、《易通》（又称《通书》）。《太极图·易说》是道教《太极先天之图》与儒家易说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