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用儒家易说，对道教图像进行新的解释的学说，就是道学。

周敦颐在哲学思想方面，主要是提出了一套“自无极而为太极”，即从无而为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说，认为天地万物的性命都是由“道”决定的。“道”又称“太极”，而“太极”又是精神性的理。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

他还把先秦儒家思孟学派提出的“诚”的概念加以发挥，说“诚”源之于天，是宇宙“无极”本体的体现，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常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中正＂、“主静”、“无欲＂。

这套唯心主义的宇宙生成说及“诚”的说教，既是道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混合物，也吸收了佛教思想。所以，周敦颐实际上是宋代道教思想向道学思想演变的过渡人。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他们兄弟的哲学思想相近，他们的著作被合编为《二程全书》。因为他们长期居住在河南洛阳，他们的学派就被称为洛学。

二程都曾师事周敦颐，又受过相当时间的佛教思想影响。他们都强调“道”和“气”的关系，认为精神性的“道”，是产生物质性的“气”的根源。

他们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理”。这个“理”，又同周敦颐所说的“理”有所区别。

例如，周敦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他所说的“理”是条理、序列的意思。

二程的“理”，又称“天理”。这个“理”是天下万物的最高原则，是先于事物存在的，每一物都由“理”产生，也都体现了一个完全的“理”，“天下只有一个理”，“物我一理”。它既生万物，又统辖万物。这种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他们还把这个“理”应用到伦理方面，提出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说教，把三纲五常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程颐还进而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论，反对寡妇改嫁。从此，这种反动说教成了封建礼教的重要内容，成了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在认识论方面，二程发挥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教，宣扬“知”不是外面得来的，而是内心固有的，只是因为“人欲”妨碍了对“天理”的认识，只要“求于内”，进行内心的封建伦理修养，“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种认识论，既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又是一种禁欲主义的说教。这种哲学体系是要求人们都绝对服从至高无上的“天理”，服从封建统治，不得有任何“私欲”。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住陕西横渠镇。因陕西又称关中，他的学派就被称为关学，他被称为横渠先生。他的著作有《正蒙》、《易说》等。

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一个不息不休的流行。这个过程有一种客观存在，就是“气”，而“气”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太虚”（有时他又称之为“虚空")。这就是他提出的“太虚即气”的宇宙观。

张载也讲“道”和“理”，认为“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万物皆有理”，但他又认为：“由气化，有道之名”，“理不在人，皆在物”，“道”离不开气，理寓于物。

所以，张载的宇宙观有别于周敦颐和二程，有唯物主义倾向。张载还提出了“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气”有阴阳两体的对立，天地间万物的一切变化都是对立“二端＂的作用。同时，他还提出了阴阳两气在运动变化中由“渐化”到“著变”的很有价值的辩证法观点。

但在认识论方面，张载把认识分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高于“闻见之知”，而“德性之知”又称“天德良知＂，是一种先天的知识。人们要获得这种“天德良知”，就必须“穷理”，按孟子所说的“尽心”去进行内省修身，以达到“一天人，合内外”的精神境界。这样，他在认识论方面就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从周敦颐到二程、张载，尽管他们之间宇宙观有唯心与唯物之别，但他们都讲大道、讲“理”，都讲修身养性，这就逐渐形成一个以讲“心性义理”之学为中心的理学（道学）体系。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二程和张载则是理学的奠基人。

理学在北宋中期形成后，因为当时王安石的新学占据统治地位，没有立即对政治思想产生大的影响。

南宋初年，因为士大夫中许多人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熙宁变法，王安石的新学也受到非议，但权奸秦桧却支持新学。支持程颐理学的赵鼎很快失势，所以，王氏新学继续发挥影响，理学虽然进一步传播，但仍然受到压抑。

到南宋中期，王安石的新学大概是因为秦桧曾予支持而声誉受到损坏，很快衰落下去，理学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迅速兴盛起来。

在南宋理学兴盛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是朱熹(1130-1200)。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著作很多，有《周易本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等。他的文集《朱子遗书》及语录汇编《朱子语类》，也都记录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