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将人民币与新台币折算一下（1元人民币约合4元新台币），以复制或扫描一张黑白善本件A4纸为例，台湾各馆中收费最低的一张仅1.5元台币，合人民币约0.40元；最高者也仅一页15元台币，合人民币约4元。我们内地所收取的底本费，与海峡对岸相比，差价竟在数十倍甚至百倍以上！难怪台湾学术界的朋友常抱怨说，内地图书馆收取巨额底本费，不仅于情于理不通，而且是一件让他们极其扫兴、极伤感情的事情！我国著名《水经注》研究专家陈桥驿先生曾疑惑地问：“中国人在国际运动场、游泳池之类的地方很懂得要为国家争点颜面，至于包了飞机到处参赛，用高薪聘请洋教练等等，也显得出手大方，风格可嘉。但在图书馆这样重要的文化事业上，为什么不想为国家争点颜面、表现一点风格呢？为什么老伸手向那些阮囊羞涩的知识分子和研究生们要钱呢？”（陈桥驿《郦学札记》第362－364页，上海书店2000年版）陈先生的疑惑，我想也是广大读者的疑惑。

因之，巨额的底本费，就成了横亘在读者与善本之间的一道天堑！在很多装修精美的图书馆善本室，桌椅古朴，窗明几净，但读者寥寥，门可罗雀，因为有很多读者望书兴叹，知难而退了。

●进退无据：古籍整理与研究者的困惑

古籍整理与研究，是一项貌似与现实社会无有关连，而实际上与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事业。在我国历史上，如西汉末刘向父子校理群书，东汉郑玄等人遍注群经，魏晋隋唐间诸经义疏之作，宋明时期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的编纂，都是一代盛事。而清乾隆朝官方整理《四库全书》与民间考据学家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更是一度成为“显学”。也正因为历代学者与政府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古籍，这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文化遗产。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由于战乱频仍，国势危殆，古籍整理与研究自然不可能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也很重视古籍整理与研究，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单位，专门从事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今天整个社会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却处在进退无据的狼狈境地中。众所周知，在我国的高校与科研单位中，“重理轻文”是久已有之的现象；而在人文学科中，古典文献专业又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凡国家与各高校及科研单位，一旦涉及到专业的裁撤、学位点的变动、机构的合并等，首当其冲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就是古典文献专业与古籍研究所等机构。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所面临的至少有“五难”：即职称提升难、人才培养难、项目立项难、成果出版难、成果获奖难。我们在此，只就与本文主题相关者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