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毓坤会”

1902年的北京，仅有教会女校贝满女学堂、长老会女校、慕贞女书院，并无自办女学堂。当年曾有满族官员禀请庆亲王奕劻设立八旗女学堂，“庆邸然之。后以见阻于八旗各都统，遂罢是议”。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国人在北京自办女学的最早报导。今天看来，北京风气远不如南方开化，京中官员反需借上海出版的《女报》来改变其对“开女智、兴女学”的成见。

也是在同一年，《大公报》刊登热心读者的白话来稿，建议自上而下推广女学：太后先在宫中创设女学堂，再明降谕旨，令京中王公大臣、各省文武官员，每家设立女学。不出五年，风气必然大开，女学堂遍及全国。在此文中，最让我留意的是对宫廷女学堂的设想：

皇太后先在宫里，立一座女学堂，考选几位中国女教习。也不必炫异矜奇，只要通文识字、举止安详的，就算合格。皇太后、皇后，也不必言定入学，就求随时振作鼓励着点，那风气自然就开的快了。宫里的宫娥秀女，共有若干名，开一个清册，分为几班，除去当差侍奉的时候，得工夫就按班入学。

就晚清女子教育的实践来看，地方开明士绅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因而此文对兴女学路径的想象显得不合实际。不过，作者将推广女学的起点定位于慈禧太后，也并非全无因由。就现在能看到的材料而言，慈禧对女报、女学等时新潮流，是以一个开明者的形象出现的。如《大公报》称由于京官转呈，慈禧在宫中能够读到在上海出版的陈撷芬主编的《女报》（1903年更名为《女学报》）。再加上其自身的性别因素，很容易被设想成为新式女子教育的赞助者、推动者。而《女学报》透露出来的消息，确实可以坐实这种猜想：

太后为轸念中国女学之不振，乃将平日所览之《女报》，谕令大公主等各阅一分，并有设立女学堂意，命大公主主其事。俟新建之大学堂工竣，即以现在马神庙公主府之大学堂作为女学堂。八旗中有志入学者，准来堂肄习。此事原因，实由去年日本内田公使夫人力陈东洋女学之兴，故有感慈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