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坤会主办者和授课内容均没变动，唯有开办地点已具体选定了“三海”（南海、北海、中海）中的南海，汉族女性的入学门槛也由“五品命妇”提升至“三品命妇”。课程中开设“各国语言文字”，大异于传统宫廷女学，颇具有现代意味，其实是与主办者的个人趣味有关。1903年的《大公报》称，“裕朗西之女公子，颇得皇太后欢心，不时入内，二人皆衣洋装”。二人即是容菱（1882－1973）和德菱（1886－1944），通英、法语，曾在清宫中担任翻译，颇为慈禧宠爱。而且，在议设毓坤会后不久，容菱、德菱及其母亲又拟设八旗女学，“专收旗民幼女，以期培植女才”。以德菱姊妹主持毓坤会，可谓无二之选。

就在北京女界和报界翘首期盼中，毓坤会却迟迟未见下文。直到次年初，据《警钟日报》透露出来的消息，毓坤会之所以停滞不前，乃是因为慈禧对女学的看法出现了变化：

湖南革命狱始兴，学界骤为之暗；上海谋刺案继起，政界大为之惊。京师则尤甚，有无关系者均视作密切问题。俄使更番警告，联派党咸有戒心。连日枢府与管学大臣互谒密商，颇耸观德［听］。各学堂学生骄态锐减，有失其常度者。星期出游，亦甚寥寥。西后因学堂迭现怪象，意滋不悦。前拟设毓坤会兴女学，亦中止矣。

消息中所涉先后事件，指1903年春开始兴起的“拒俄运动”、1904年秋冬在长沙流产的华兴会起义以及当年11月上海发生的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前两事，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都充当了中坚力量，因而清政府对在校学生的日常活动极为警惕，极易产生过度反应。再加上近臣对当前男女学堂的大小“流弊”的渲染，动摇了慈禧对于女学的热忱，毓坤会之事也就意兴阑珊了。

1905年5月《大公报》又有“毓坤会”的消息，但记者语气已经十分犹疑，在按语中言，“上年即有此等传说，究竟不知确否”。事实上，德菱在两月前赴上海照看病重的父亲，离开了清宫。从此在《大公报》上，再无毓坤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