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中的公使夫人即日本驻华大使内田康哉妻子内田政子，与慈禧关系亲密。1902年8月17日日本《报知新闻》曾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谁乎？内田夫人也。”大约1902年慈禧在接见内田政子时，对方谈及日本女学之盛，引起了慈禧对于国内女学蔽锢的感触，因而有意在京城兴建女学堂，收录八旗女子入学，追步日本女学。而在同年，慈禧亦同意了湖北巡抚端方的开女学堂之请，“有饬令鄂省试办之说”。这当是次年开办的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的最早缘起。

至1903年，京城里已经有了朝廷即将兴办女学堂的传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曾经回忆，当年内务府大臣诚璋出面请服部宇之吉起草兴女学计划。此举很可能是出于慈禧的旨意。因为涉及到从日本聘请女教师的问题，这一计划并未马上实施。而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于京师大学堂校址上创建女学堂的设想并无下文，此处很可能是慈禧心血来潮的冲动。不过，步武日本女学的意趣和视恭亲王奕䜣长女荣寿公主（即报导中的“大公主”）为女学主事人的安排，已然为后来的“贵胄女学堂”之提议埋下了伏笔。

所谓“贵胄女学堂”，指由皇公贵族开办，对女性亲属、族裔或秀女、婢女实施教育的学校。宫廷或皇室内的女子教育古已有之，如班昭就曾入宫担任过后妃的教师，又如宋若昭被唐穆宗封为“尚宫”，“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

但皇室创办较大规模的学校推行女子教育，在晚清之前未见记载。进入20世纪后，在“兴女学”潮流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创办的毓正女学堂与肃亲王善耆创办的和育女学堂。毓正女学堂于1903年12月开办，1909年停办。由于地处僻远，其影响基本仅限于蒙古地区。而据服部宇之吉主编的《北京志》，和育女学堂于1905年开办。奇怪的是，京城内外的报刊似乎都忽视了该校的存在，就我所见，对此竟无任何记载。彼时被多家报刊跟踪报导的皇族女学，唯有1905年起倡建的“贵胄女学堂”。而此前倡议的“毓坤会”，则可看作是“贵胄女学堂”兴起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