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关于皇室女学的报道中，慈禧太后一直是最有力的推动者。她在召见学部官员时，便难掩迫切之情：

闻学部尚书曾于日前面奉懿旨，以中国女学尚未发达，亟宜设法推广，以期家庭教育日渐讲求云云。故华族女学之章程近又复提议也。

此条消息中提及的女学名称——“华族女学”，较前文中的“皇族女学”略有不同。事实上，“华族女学”即为日本皇室女学之名。1885年11月从日本“学习院”独立出来的华族女学校，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久即成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女子学校，“日本女学校，当以此为翘楚”。华族女学校因此成为中国朝野考察日本教育时必不可少的去处，其学监下田歌子也成为中国女子教育界的知名人物。清宫倡议皇室女学而拟以“华族女学”名之，可能寓有向其取镜之意。

更值得关注的是慈禧对端方考察女学报告的反应。1905年12月，端方与戴鸿慈一行出洋考察宪政时，慈禧即命其考察东西洋各国女学，随时报告。途中学部又奉旨再次电谕其考察女学。1906年4月，《顺天时报》有报道，称：“闻日前端、戴二大臣来有电奏，系陈明美国女学校之章程及一切内容，最为完备，中国女学亟宜仿行。两宫览奏，颇为欣悦。现已拨内帑十万两，派肃邸之姊葆淑舫夫人先行组织师范女学一所。”

此消息被多次转载，影响颇大。《申报》读者即乐观地预想此举之效应：“登高而呼，众山皆应。女界光明之发现，将普照于中国全境。”联系到此前关于皇族女学的报导，在一般读者看来，慈禧的慷慨很可能是因皇族女学而发。如徐锡麟在写给党人的信中，提及“皇太后现捐银十万，开贵胄女学堂”，作为其在满洲人中“可谓通晓时务者”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