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什么被黑得那么惨？

（一个补注：看到数位答主认为雍正得罪了士绅，所以士绅诋毁他。这应该说是个误解。“耗羡归公”改革令州县可以有自己支配的经费，不必以灰色手段摊派差役，很大程度上是对下级官员及地方绅士的解放。可参见《州县官的银两》。）

2.20世纪初对雍正帝的评价：“因为要黑清朝，所以黑雍正”；“残暴贪婪”

19世纪最后几年，清朝在军事、边疆事务中均一败涂地，这种危机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恐慌与怀疑感。而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传，则把这种怀疑感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华南的会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启蒙思想演变为带有强烈反满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清末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满洲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彻底铲除满洲人（即革命）才能解决危机。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读过它的人恐怕都会对其中鼓吹对满人作肉体消灭的强烈仇恨心态记忆深刻。

这部分历史展开来讲可以说很长很长，我们只说关键的部分：反满兴汉，与当时的“科学观念”如卫生观念、种族人类学等联系了起来，这让仇视满人带有了“进步”的“科学”意义（这方面情况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而当反满思想被赋予了“启蒙”、“进步”的科学意义以后，一些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便开始论证反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结果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清朝的历史地位长期处于负面评价之下。

然而，此时梁启超等人搞的“史学革命”还未发生，一般的作者尚无法从社会发展/变迁的高度来批判清朝，大多数人眼中的历史仍是“帝王将相”那一套（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这令这场“恶评清朝”的运动，在历史书写的范畴里，主要集中于两条线：其一是浓墨重彩地声讨明清鼎革之际的杀戮，其二是粗言恶语地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者便是“恶评雍正”的来由。

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解释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场运动中被塑造成了什么形象——有些污名化实在是让人觉得无语——但不妨留下这么一点结论：雍正帝在清朝诸帝中间算是被丑化较多的一人。许多在18世纪后期隐伏起来的观念，虽然疑信难详，但在这一风尚之下被当成信史写进书中，广为流传。

这方面有两种汇编性质的书籍可以让我们得窥究竟。一种是民国九年出版（注意，这是汇编的出版时间，实际上所收之书的出版时间已经不可考）的《清代野史》（1987年巴蜀书社标点再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在此基础上复加选辑出版，后者为易得之书，经常参与京东满减活动），另一种是小横香室主人在1936年纂成的《清朝野史大观》（上海书店1981年重印，近年来该书标点本反复被各种出版社再版、重印）。

这两种书籍都不是由专业史家撰写的，作为史书来讲价值很低，但却能让我们看到20世纪初的通俗读物里对雍正帝的评价。我们也无需大段撮抄史料，只需要看看《清代野史》里所收录的《清代外史》目录就知道这种书的风貌了：

另外一种《清代野史大观》里关于雍正帝的条目，也都是这类货色：

我觉得看到这里，读者大概也能搞明白了：这种书其实本质上就是宫闱秘闻，挂着“反满”的旗号满足读者较为庸俗的好奇心（事实上这是当时启蒙读物的普遍情况，见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一书）。这里面有些记载可能能追溯到前面提到的雍正初年得罪之人传谣，但大多数事情都是作者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小说再开脑洞的结果，比如说不止一种书提到吕四娘，实则此事之妄诞不言自明。

不过，对于一个在20世纪初的历史爱好者而言，他能读到的清朝史书，可能只有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侯宝林与刘宝瑞的相声《讲帝号》，里面刘宝瑞捧哏时自称最近在读清史，并列举了一些书名。现在看来，其中除了《东华录》之外，几乎没有一种正经书，原因很简单——关于清朝的正经书，在刘宝瑞的时代就是看不到的。

在这一风潮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逐渐被塑造为“弑父篡位”、“杀弟屠母”、“滥杀功臣”、“贪婪狠毒”等等，对他的评价便迅速走向负面了。

更有趣的是，一些在19世纪以前本来是普通历史读物，但到20世纪反而因其涉及雍正而大放异彩，衍生出许多和19世纪以前完全相反的解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萧奭的《永宪录》。该书本来是对雍正时期一些重要邸抄的汇编，这是18世纪常见的政治读物；但到了20世纪初，该书被当成“记载了雍正皇帝真相”的读物而被重新发现、翻印、广为流传，和该书本来的历史地位截然不同。

那么，学术界呢？20世纪初，清史还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学科，一些学者出于各种原因涉足这一领域，并以撰写通史、整理史传等方式尝试做一些学术性较高的工作——尽管它们并不很符合今天的学术规范。他们当然也会涉及雍正帝的评价，这里举一个例子，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有影印本）第889-890页：

胤禛承康熙政宽之后，出之以严厉之威，执法绳人，乾纲独揽，一时吏治整饬、财政充裕，时弊尽革，有足多者。……胤禛践阼，内苦于诸王之排挤，外困于臣僚之党习，……即应付各方，亦觉不易。胤禛首嚴吏治，戒飭群臣，則怃忽者可以知警；偵騎四出，刺採陰密，則亢逆者町以知畏。然諸王不殺，禍根難除，於是不得不採非常之手腕；雖曰阋墙禍慘，蓋亦不得已也！雍正十三年施政之本，俱用『嚴』『法』二字……胤禎嘗言：『自古爲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寛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観乎其時，審乎其勢，當寬則寛，當嚴則嚴而已。…總之，寛严適協其宜，乃爲相濟，非滲雜於寬嚴之間，而爲子莫之執中也。』此種見解，極爲高明，……是眞能知文化之眞諦，治術之根源者矣。淸室之基礎，至此乃大定焉。康雍兩朝，其治術正相反，然天下之事物，惟相反者乃能相成。乾隆極盛之世，卽兩朝相成之結果也。

萧一山仍然深受前面提到的通俗读物的影响，但他力图在宫闱屠戮之外去评价雍正，考虑国家治理与政治影响。应该说这种态度虽然和今天的学术范式有些区别，但比通俗读物作者无疑严肃得多。除萧一山外，孟森（这位是清代政治史的开山鼻祖人物）等人也涉及过雍正评价问题。限于篇幅，我不再抄录了。这是雍正评价问题在学术界内的起点。可以看到，通俗读物对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由于史料有限，史学界想要探讨严肃问题也很困难。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下来。“史学革命”出现后，中国历史的写作重心转移到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上，对“反满”“批斗清朝”的热情有所降低。但清朝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无从得到进一步讨论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编写的一些教科书，涉及清朝的内容，口径基本都会来自这样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即便个别编写者对反满话语有一些成见，一个人又没有能力去读、又没多少东西可读，怎么可能单枪匹马建立一个新的叙事体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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