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什么被黑得那么惨？

我们党早期的清史学科，也仍然无法离开这一叙事体系。从1940年代延安时期开始，清史的作用长期仅限于编写教科书、给各级学校学员作历史培训。党的文化宣传口培养出来的教学研究人员，浸淫于“民族危亡-革命有理”的叙事体系，对清朝持一简单的负面看法，是很自然的。这一历史局限性，“余荫”直至今日。

伴随着这一基本叙事，雍正帝也长期被看作是清朝的“暴君”。1948年蒋经国去上海“打虎”时，便有恨之者比之为雍正皇帝，即讥讽其敛财而残暴之意。

3.1980后期开始，雍正帝形象走向正常化

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我不是故意写这么长的。很多事情在历史学人看来属于常识，但各位读者看来未必如此，我也很抱歉啊。

1980年代，随着几种重要的清代史籍《清史列传》《清史稿》《清实录》《清会典》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清史终于有了可靠的参考书。而随着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阅览档案，许多档案得以出版，清史的史料视野进入了一个爆炸状况。很多在以前不可研究的问题，比如康雍乾三朝的社会政治史，就此门户大开。可以看到，萧一山的时代，对雍正时期的改革只能泛泛而论；而随着四十大本《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出版，结合《清实录》，我们终于可以直面雍正朝政治改革的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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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0年代中期，雍正朝政治史的研究成为了显学，这些研究显示出雍正帝铁腕改革、博采众议，从制度的角度筹划国计民生，推动“耗羡归公”、“摊丁入地”等措施，针对粮政等展开持久的讨论与调整，并对官僚体系采取了大胆的策略，对18世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基本上是体现了皇帝的正面形象。

这方面成果最主要的体现，便是戴逸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当中由郭成康编写的“政治卷”。同一时期还有另一本著作，虽非中国大陆研究者所写，但更符合今天读者（特别是清史稍有了解的进阶读者）的口味：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州县官的银两》。直到今天，关于雍正时期改革的研究，仍未结束。（近年的研究姑举一例：刘凤云：《雍正朝清理地方钱粮亏空研究——兼论官僚政治中的利益关系》，《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44-64页。）

而在大众历史方面，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于1999年被改编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并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今天各位想必对这一电视剧的巨大影响已经深有体会，我在此也不想再多废话，只想提示一点：这一电视剧在当时受到的评价是高度两极分化的。

《雍正王朝》幕后剧照（图/豆瓣）

我之前找过这方面情况，仅就我还记得的情况而言，当时有相当多的文化口干部（一般并非高校及研究机构工作人员，而是在其他与文宣体制有关单位供职的、会写豆腐块文章的人）及文人对这部电视剧“翻案”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有的人用词相当……粗俗），认为该片没有是非观念、颠倒黑白、为昏君贴金、会动摇党心民心，等等。我们不难看到，这其实是反满历史读物对大众史学所留下的影响。

（这种争议性，其实和今天网上对“翻案”文章的争论很像——无法站在历史的层面讨论，就只能诉诸情感。）

4.结论+一点多余的话

这个答案已经很长了。我在最后要强调一下这一番解释的结论：

(1)雍正帝去世后（1735）至19世纪晚期：官私史书均对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宪皇帝”歌功颂德；

(2)19世纪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在否定清朝中逐渐兴起，大量关于清代的负面评价与谣言浮出水面；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这种大气候的一环出现，他被塑造为“夺嫡”、“凶残”的形象；

(3)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学科逐渐发育：因袭上一阶段结论，仍然出于“恶评清朝”的缘故而对雍正帝持有负面评价；

(4)1980年代后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启蒙写作对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观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可以轻易地让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是暴君，而且直到近一个世纪后还有人坚持不疑。雍正帝由于其改革家形象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大趋势相应和而在读者/观众心中产生了共鸣，基本上完成了“翻案”的使命，但对于形象更为复杂的乾隆帝、嘉庆帝，至今还处在很麻烦的状况。

一些不怎么读书、靠拍脑门来“编造历史”的人，可能看见一些20世纪初的野史就来对清史大放厥词；以前在北大未名BBS历史版当版务的时候，有几个人天天来粘贴这类“野史”及其读书笔记，“鞭挞满清罪恶”——要是1920年代这么干，可能还挺时髦的，时至21世纪再这么做就有点可笑了。有几位网友一直要我对皇汉之类的问题发表立场、并指责我不懂皇汉，事实上在他们列举的人走红以前（而且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早就有人干过类似的事情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回答知乎下面关于清代历史地位、清代人物评价问题的缘故——在我看来很多常见误解，都是被这些启蒙时代的反满写作留下的陷阱困住、只能在泥淖里互相殴打的结果。对于这一状况，站在岸上的人当然可以告诉他们去干点什么有用的，但硬要站在岸上的人跳下来一起打，感觉有点搞笑啊。当然也应该指出，不仅常人会中招，连许多老一辈学者——如果他们早早停止阅读新史料——也会受此限制。

解决之道，其一当然是要不断拓宽阅读面，广泛阅读史料，其二——一般重点都放在后面啦——便是要广泛汲取“他山之石”。在我看来，无论是发育较清史早得多的“前半截历史”（即宋代以前的中国史），还是学术脉络有所歧异的美国汉学清史研究，都很可以作为我们阅读和思考清史的参照，帮助我们看到那些“一叶障目”的误解。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一点：先读书，再说话。了解了学术史、对一两个问题有一定的史料纵深，再来评价清朝也不迟。

最后的最后，从这个案例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明白两个道理：应该适度开放与当代政权有关的历史资料；应该允许人们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内整理和讨论当代史。如果不是18世纪中后期的文字狱导致人们对本朝史事了解太少，清末民初反满思潮下撰写的野史也不会这么泛滥——当然，近代思潮东传、民族主义扬弃历史这个大背景摆着，也许一切都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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