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维新党人，李鸿章确实采取了与慈禧太后完全不同的态度，当然不至于说是公然抗旨，然保护部分维新党人，也是事实。
这种态度，某些人认为是他“会做人”、两边讨好，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益。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无疑是不假思索、以己之心度人的产物。
在清末诸大臣中，李鸿章是眼界较为宽广的一个，他曾出洋访问俄、德、法、美等世界大国，对当时的全球形势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也曾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发达。也正是因为眼界宽广的缘故，他其实赞同大清应该变法一说，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曾拿出两千两纹银，捐给强学会，虽然被拒绝，但仍然没有与维新派完全断交，而是暗中给予支持。
当然，李鸿章也是一个在大清官场混迹多年的老枪手，完全明白决定大清走势的力量在哪里？随着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深入，矛盾激化，双方力量对比也逐步明朗化。当大清国上层风向改变之际，李鸿章显然是敏感地窥测到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绝不允许变法继续下去，而大清国的权柄，事实上仍然掌握在他们之手。
在现实与理想面前，熟谙中国世情的李鸿章，选择了闭口不再谈变法，公开站在顽固派一边。
譬如说，某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在谈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时，李鸿章如是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这种在慈禧太后面前故意贬低变法派的态度，很明显是在保护变法派，降低慈禧对此事的关注度。
而当慈禧太后对外国保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愤怒时，李鸿章又说：“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与上文相似，他其实也是明里贬低变法派，实则有忽略之嫌疑。
而就慈禧太后论，慈禧发现李鸿章确实不是维新派的同党，而以大清的局势，又非得将其视为左膀右臂不可，于是便做出决定，那就是任命他担任两广总督，到康有为的家乡镇压维新派势力。
事实上，李鸿章到广东，第一件事居然是保全康有为的祖坟（貌似逆反之主党，挖坟也是常见待遇之一）；当然他还是贯彻了慈禧的旨意，譬如说他逮捕了部分保皇会员的家人，还与港督交涉，要香港协助其逮捕康有为梁启超，当然英国人没理会，他也没真的千里大追捕。
李鸿章有个亲戚叫孙宝谊，其实也是维新派成员。在赴广州就任之前，他曾对孙说：“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及其余党的，若将此二人捉拿归案，功劳之大超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剿灭捻军，凭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进爵。”
这话听上去很主流很正确，但孙宝谊随后说：“你要捉拿维新余党，首先将我抓去好了”之际，李鸿章居然立马改口，说了这么一句：“我怎么能抓你，我也是康党。”
当然有人怀疑这话是否属实，那么就用另一段对话，发生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间，当时李鸿章提出：“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伊滕回答则很简单：“按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此办理。”
而李鸿章又怎么说呢？他的态度其实是赞许伊藤的，还说了一句：“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当然，实际上后来的康有为辜负了老李的厚望）
就李鸿章的地位而言，这也是他在权力范围之内所能做到的最大极限。要知道，以他的能力与见识，是无法发动一场革命来推翻清王朝，搞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但也正是这样的能力与见识，他完全明白大清国继续守旧拒变的结果，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维新党，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想法。
至少，李鸿章比慈禧太后强太多，比那些固执守旧的顽固派官僚强太多，只是时不与人、莫可奈何而已。
对于慈禧太后而言，李鸿章绝对算得上是大清帝国的肱骨忠臣，李鸿章书生出身投笔从戎，从曾国藩的幕僚到淮军统帅，不但得到了老师曾国藩的不停提拔，长期垂帘听政掌握清政府最高权柄的慈禧太后也对李鸿章青睐有加。
如果说南怀仁设计的那辆蒸汽车是第一辆概念车，那么袁世凯送给慈禧的就是北京历史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了。不论怎样，这对北京来说还是新鲜玩意儿。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总想着怎样讨好这位“老佛爷”。
珍妃，就是恪顺皇贵妃，出生在1876年，是满洲镶红旗人，是原任户部右侍郎长叙的女儿。第五个女儿是珍妃，是妾室所生，除了珍妃，长叙的女儿还有一位也入了宫中，就是四女，成为了瑾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