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退休老臣吃穷国家
北宋开国时，每年财政收入不过两千万钱，却尚能灭北汉拼辽国。宋仁宗年间时，北宋每年收入早已破亿钱，边防也多年承平，财政却越过越穷，国库年年空空如也。
关键一条原因，就是养官太多——北宋开国时，全国官员不过万，北宋中期时，举国官员近三万。全要国家养。
其实都说北宋官员俸禄高，但基层的官员，日子还是比较清苦。俸禄高得没边的，却永远都是一群不干活的人：退休的重臣们，尤其是“名相”们。以北宋的“恩荫”制度，宰相级别的高官退休，不但个人依然享受优厚的宰相级别俸禄，其亲戚子弟甚至学生，都可以跟着升官发财。宋真宗年间宰相王旦去世，跟着连带升官的门生亲眷，竟有近二十人。从此以后，这“退一个养一群”的坑爹工资制度，就成了北宋的传统。发展到宋神宗年间时，单是汴京城里，啥事不干却享受朝廷厚养的高官，就已有数百人之多。
“富宋”的财政收入，基本用来填这坑。填到北宋亡国前夜的宋徽宗年间，这“坑”更是越发填不满。照着北宋淮南转运使张根的叫苦说：淮南每年上交朝廷的三亿文财政，居然连养活洛阳城的那些退休老臣都不够。背着这么多“名臣”负担的北宋，半壁山河沦陷，自然毫无悬念。换句话说，北宋就是被那么多白吃国家财政的人，活活吃到死的。
三：靠“气节”来博出位
宋朝“名臣”们的一大美德，就是气节刚正，各种直言进谏的慷慨场面，千年来一直被当做美谈。但宋代同样也少不了另一类“戏精”，比如宋仁宗年间的名相夏竦。这位夏竦大人，早在宋真宗年间，就以气节出名。当时宋真宗沉迷修道，夏竦愤然站出来大骂，连迎合宋真宗的宰相丁谓，都被他骂的狗血淋头，俨然一副正人君子派头。可当宋真宗连连表扬夏竦的骨气，并把夏竦提拔成“玉清昭应宫判官”后，一身正气的夏竦，这下骤然变脸，玩命为宋真宗的“修道大业”奔忙。还喜滋滋的当着群臣的面，给宋真宗瞎掰“神仙下凡”的盛况。前后反差如此鲜明，直叫大家辣眼睛。
当然夏竦能称为“名臣”，也不止是这博出位的本事，从宋真宗到宋仁宗的宦海生涯里，他的建树也一直不少。但对夏竦赏识有加的宋仁宗，却把防御西夏的重任也交给了他。军事才能为零且喜好瞎指挥的夏竦，这下被西夏花样吊打，活活上演了好水川惨败。再有气节，打仗这技术活也是不灵。
但别看夏竦打仗不灵，后来宋仁宗推行“庆历新政”，重用范仲淹等名臣，眼睛喷火的夏竦，愤然编出“范仲淹要拥立新帝”的谣言，并迅速流传京城。害得正为大宋呕心沥血的范仲淹，黯然贬官而去。如此“谋略”要用在战场上，也不会被西夏打这么惨。
北宋一百年来，除了少数实干家外，绝大多数的北宋“名相”们，心思都用在了与夏竦类似方向。如此大宋，怎能不衰？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但北宋建立后，却抛弃了长安，而选择无险可守的开封作为自己的都城，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解答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