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关键是在明代之后。明初的海禁放大了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保守、狂妄成为主旋律。从那时起，我们就无缘与蔚蓝色文化交流，偌大的中国成为与世隔绝之地。到了清代，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也更为固执。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国人并不是向外部学习，而是更为强烈地抵制外来文化。即使要学习，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技术来维护本位文明，而不是吸收蔚蓝色文化。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仍不时浮出，仍以这种心态来看世界。

明清以来对蔚蓝色文化的模式、对海上争霸重要性的毫无认识，决定了这两代政府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也决定了民间对海盗的错误认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放弃了原有的海上领先地位，根本不可能扶植或支持海盗集团去扩张，也不可能利用海上贸易来强国富民。从明代镇压海盗集团到清代乾隆拒绝对外贸易，再到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这是一条以土黄色文化对抗蔚蓝色文化之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屡遭失败，正是这条路的必然结果。洋务运动和许多图强改革的失败，正在于不想放弃土黄色文化，甚至企图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挽救土黄色文化。

在我读过雪珥的几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这本《大国海盗》。他讲了中国海盗的历史，讲了昔日海上中国的辉煌与苦难。我觉得他找到了中国落后的根——用土黄色文化拒绝蔚蓝色文化。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分析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前几年我们还在回忆郑和远航的意义，但有谁认识到，郑和远航实际上是中国的封闭之始呢？一次以炫耀为目的的航行，再伟大也只是展示土黄色文化的辉煌，挥霍大量的金钱，最后无非是对蔚蓝色文化发布封杀令而已。这种见解才有震撼力。读一本书，如果见不到一点能震撼人的思想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呢？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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