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全面西化，综合国力提升了非常多，因此也逐渐露出了侵略的苗头，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老邻居中国。
寻求脱亚入欧，向西方列强看齐的日本，一方面以完全打开的姿态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学习，另一方面也没有忘了侦查一下他们曾经的邻居老大哥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
1862年（同治元年），清王朝正飘摇在风雨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伤才刚刚淡漠了疼痛，而一场可怕的内乱又出现。长江流域一带，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几乎要倾覆大清王朝的根基。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上海租界，也能闻到战争的血雨腥风。
1862年6月2日，一艘同时悬挂着荷兰、英国、日本国旗的西洋式三桅帆船，缓缓驶入雨后的吴淞口，这便是1862年5月27日从日本长崎起航的日本商船“千岁丸”。
这不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船上搭乘的，是由51位日本人组成的幕府遣清使节团。
这一天，一群神情严肃、身穿和服、脚踏木屐、佩带双刀的日本青年武士踏上了黄浦江江岸。这并不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普通日本外交人员，其中的数人后来的名气如雷贯耳，包括著名维新志士高杉晋作、明治政府高官五代才助及中牟田之助等。
这些有着特殊使命的日本青年武士，肩负着日本首次半官方性的访华任务。
当“黑船来袭”事件发生之后，闭关锁国的日本开始以强烈的好奇心，向外窥探一切。
日本已经在马修·佩里的强大舰队的炮口下被强行“开放”通商口岸，那么他的一衣带水的老邻居中国呢？
这些日本青年武士的特殊使命，就是要来中国看看所谓“东亚国家被西方列强强制开放通商的后果”。
然而，他们在上海的见闻，既让他们惊艳，又让他们不屑。
上海十里洋场的繁荣兴旺，西方的强势、先进和财富让他们大开眼界，但租界之外的贫穷落后，与之相比，却形成巨大的反差。
来到上海的第一印象，竟然是看到吴淞炮台“不过是虚应设施”。堂堂的大清帝国竟对西方列强不能设防，实在是难以想象。
黄浦江上，“外国船有百余艘，其中军舰约有十四五艘”，加上数千只中国船，“桅杆之多如万顷之麻”，其中洋船“栉比壮观”“就中英船最多”。
一位日本使节团成员在当天写的一首汉诗中感叹：
帆樯林立渺无边，
终日来去多少船；
请看街衢人不断，
红尘四合与云连。
忆从曾有大沽患，
市利纲收老狒奸；
休言上海繁华地，
多少蕃船捆载还。
高杉晋作在他的日记里感叹道：“中国人完全变成了外国人的奴仆，上海的主权也许属于中国，但事实上完全就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殖民地。”
高杉晋作
高杉晋作目睹了清王朝被太平天国起义弄得风雨飘摇，他甚至亲耳听到太平军和清军在上海郊外交火的枪声。
高杉晋作非常同情起义军，也佩服起义军的勇气。
高杉晋作在游记《游清五录》中这样写道：“支那人尽为外国人所役，外有洋夷猖獗，内有贼匪煽乱，而日本与中国近在一水之外，形势令人担忧。”唇亡齿寒，这些日本青年武士不能不生出幽微的恻隐之心。
高杉晋作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忍受被西方列强统治的耻辱，他的日记中时不时讲到中国的前车之鉴，要日本引为镜鉴，不能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使节团成员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从街道布局、市政设施,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乃至戏场烟馆、青楼妓院、道观佛寺都有细致观察。
上海的卫生状况让他们不能接受,称其“粪芥路满,泥土足埋,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故上海每年炎暑时节恶病大行,人民死亡甚多”。
对于日本的这些使节,中国已经不再是“观光上国”“效法典范”,他们看到的是大清帝国的没落和腐朽,衰颓和老迈。
高杉晋作特别洞悉到科举、八股是毒害中国士子的制度性病根,“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这种体制使文人不务实学,空言道义远离了近代化所急需的航海、炮术、机械等实际技术。
最让这群日本青年武士看不起的,竟然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军事。
使节团成员峰洁,本是一名普通武士,他这样记录了感受:“在上海阵屋,见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刀,皆乞食。”进而口出狂言:“如此士兵,我一人可敌五人。”
这些日本武士由此论断:“一斑窥豹,清国病体,可从上海推及十八省。”
日本人素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可否认,这是其富国强兵对外扩张的精神动力之一。
但这种民族自尊心不加限制地、无休止地膨胀扩大,则变质为其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侵略精神。
“千岁丸”来访中国,让日本由此对他的假想敌人大清帝国有了真切认识。
回国后,高杉晋作等使团成员将见闻发表,引起很多反响。
高杉晋作在《内情探索录》中沉痛指出:
“支那人为外国人所役,可怜,我邦遂不得不如此,务防是祈。”
对于清廷的积弱无能,助长了日本武士的那种盲目自大的骄傲,完全不再把往昔尊崇的中国放在眼里。
日本人以此为鉴,对于他们后来的维新运动,起了推进的作用。
正如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所说:
“(高杉等人)发端于排外主义的攘夷,开始具有为保卫祖国而斗争的意义了。高杉本人早在1862年曾到中国上海考察过,目睹殖民地人民受难情形,非常痛心,因而从排外主义的攘夷派转变为保卫民族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