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印结银除了出结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以外，其他全部都归入印结局再公分给同乡官员。尽管平均到每个官员头上每月也就只有数两到十余两不等，但对那些初入京门、无权无势的小京官来说，可谓大旱之望云霓。

据前文的穷京官李锡彬说，“印结费一项，作一月伙食费足矣”，这是真正的救命钱。而另外一名叫姚学塽的官员不受印结银，那很抱歉，就只能委屈他住在破庙里吃糠咽菜当清官了。

只靠印结银一项维持京官的体面生活，仍然不够。何刚德在这一年，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多，“每年所入不过百金，但不无小补”。这就是来京地方官的馈赠。

按照何刚德的说法，“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所谓“冰敬”，就相当于消暑费，“炭敬”则可以认为是取暖费。

当年曾国藩初做京官，无钱过年时，就盼望年底能有一笔外官的炭敬以解孔亟，甚至钱还没到先把话散出去，但最后还是空等一场，只得借钱过年。到了何刚德的时代，送炭敬则很有些看人下菜碟儿的味道，“渐重官阶而轻交情”，专重权贵，致送炭敬，单子上倒是儒雅得很，从来不言数目，而是套用诗词章句，40两叫“四十贤人”，300两则曰“毛诗一部”，甚至还有“千佛名经”。

至于别敬，倒是“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虽然其数不过10两上下，也聊胜于无。但何刚德到京后，因为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然不赀，所以最后甚至降到6两。但是杂七杂八凑起来，也能有一二百两。

至于像李慈铭这样已经享有文名的官员，所得更多，光绪三年，他得到的馈赠高达316两，足够让他再多给小妾添几件首饰衣裳再多下几次馆子。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额外收入，会发现无论印结银还是外官的馈赠，都不能简单地归入“贿赂”一栏，它已经成为一种规则。你可以称之为陋规，或者按时下的称呼称为“潜规则”或“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是成体系的，在大清朝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财政体系，维持着官员们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