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康熙皇帝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说:“各省文官私派加耗。武官空粮等事。朕颇得闻知。”他也坚决不肯认可耗羡的合法性,要甩锅给地方不让朝廷背锅。姚念慈先生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明确指出,康熙晚年因为对准噶尔用兵等原因,百姓已经被压榨到民穷财尽,不堪重负,所以康熙才大规模蠲免百姓缴纳不上来的赋税,故作仁慈。然而只看当时的正税,似乎并不极重,之所以会如此,乃是老百姓除了正税之外,还要供应地方政府部门为了运转而实行的摊派的缘故。
清朝的地方大员也属实不好当,既要自筹政府部门的经费,万一激起民变,还可能被上峰杀鸡儆猴。某些清史学者口中所谓的——有清一朝反腐力度最大,杀贪官最多,也实在是这畸形的起运制度逼出来的。雍正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康乾盛世不对,雍正盛世才对!承上启下之雄主为何成了小透明?》已经有所介绍。
▲雍正帝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