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拍马屁这一说法出自元朝，因为当时蒙古贵族见面时会互相拍一拍对方的马屁股，然后说一声“好马”，以博取马主人的欢心，但后来就发展成无论好坏都违心的夸上一句，所以“拍马屁”就被用来讽刺那些阿谀奉承的人。
可是拍马屁也是有风险的，拍到了马蹄子上可就适得其反了。乾隆在位时，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说：菜市口有个人头挂了十多年了，还望皇上发发善心。经乾隆批准，这颗头被就地掩埋。这个头颅被挂了十多年的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叫汪景祺，是康熙朝的举人，家世其实相当不错，父亲做过户部侍郎，而大哥则是礼部主事。
汪景祺年少成名，又仗着自己是官宦子弟，所以做人狂放不羁，导致自己没什么朋友，也影响了仕途，中举10年都没有获得一官半职，毕竟没人喜欢用一个恃才傲物的主。中国有句古话叫“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历朝历代，功臣难以善终似乎是个难以跳出的怪圈。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在其风光之时，有位来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向其投书，其中大肆奉承，说“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史上无人可及；什么郭子仪、李元昊、裴度之流，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阁下勋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不啻于“宇宙之第一伟人”。
上书还不够，汪景祺又写了六首专门吹捧年羹尧的七言律诗，其中有这么几句：“词臣帝简抚巴川，开府岩疆十二年；克敌星奔千里寇，宁人月静百城烟”；“叠鼓鸣笳听凯奏，前歌后舞望车尘；芜词敬赋从军乐，欲谒千秋第一人。”诚可谓马屁拍得山响。
为年羹饶写诗还不够，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读书堂西征随笔录》。书本是写给年羹饶的，年羹饶看没看不知道，但雍正是看了，来来去去把书本翻了几遍，恨的他牙痒。于是雍正下令将汪景祺斩首示众并把头颅挂在菜市任何人不得取下。直到雍正去世，乾隆登基，大赦天下才把汪景祺的头颅取了下来。汪景祺的作为不但害死了他自己，还把年羹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那么书中到底写了什么？《读书堂西征随笔录》真实内容已经无从考证，但根据历史记载，还能知道一点相关内容。据说写的是夸年羹饶的文章，说年羹饶“宇宙第一伟人”。还说以“正”为年号的皇帝都不会长久，因为“正”拆开就是“一止”。在大兴文字狱的朝代，说年羹饶手握重兵、权倾朝野，是宇宙第一伟人，还诅咒雍正不会长久，这分明就是说他年羹饶比皇帝老子雍正他还伟大呀，在这个年代他写这些不是找死吗？
可就在汪景祺投靠年羹尧的第二年，年羹尧就因为功高震主被雍正皇帝处死。在对年羹尧家进行查抄的时候，侍郎福敏发现了一本名叫《读书堂西征随笔》的书，作者正是汪景祺。书立刻被送给雍正皇帝亲自审阅，读完这本书之后，雍正龙颜大怒，亲自在书上题字到：“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原来在这本书中，汪景祺对于康熙皇帝的庙号提出异议，认为康熙不配使用“圣祖”的庙号，雍正对此特意下旨：“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将汪景祺枭首示众，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汪景祺或许有些无聊或无耻，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本小册子竟会带来如此灾祸。汪景祺被砍头之后，雍正特别下旨，将他的脑袋被挂在菜市口的大道上，并且一挂就是十年。一直到雍正死去，乾隆登基，经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才将汪的头颅择地掩埋。政治之案，文字之狱，惨烈如斯。
其实汪景祺本人是有一定真才实学的，只可惜心思不正，力量没使对方向。所以一步错步步错，导致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但是话又说回来，作为皇帝，雍正他要杀一个人还不容易吗？随便捏造事实就可以了嘛，不喜欢年根绕顺便不喜欢这个汪景祺，把两人都一锅端了所谓一石二鸟。然而历史嘛，都是过去的东西，太多没有办法知道真相的事情了，后人斗胆猜测各种可能也是无可厚非的。
要认真说，拍马屁也是门官场学问，汪景祺的功夫就很到位，年羹尧阅后心花怒放，于是将其收入幕中。汪景祺是个不得志的帮闲文人，他去见年羹尧原本只为打秋风，谁知这一打，给自己打出了大灾祸。不久，汪景祺又给年羹尧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其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平乱后，往往又猜疑功臣，认为功臣既能定乱，必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另一个由于溜须拍马而倒霉的人叫钱名世。他本来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曾经参与编写《文史精华》《骈文类编》等许多重要的书籍。当年，年大将军风光不可一世，钱名世也顺应潮流，做了几首诗送给他。结果，在年大将军被抄家的时候，他的诗也被发现。雍正恰巧在这个时候要打击一下官场的逢迎之风，钱名世赶上了风头，倒了大霉。雍正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他认为钱名世谄媚成性，无耻专营，不配作名教文人。于是，降旨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到了原籍，并亲笔书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命令地方官特制匾额，张挂于钱宅，以此来羞辱钱名世。不仅如此，雍正还命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来讽刺钱名世，并把它们收集起来，竟有三百八十多首。讽刺诗做的好的，雍正给予奖励，如果不好，还要受罚。有个侍读吴孝登就因为诗写得不好，而被罚到宁古塔为奴。雍正特令人刊行成册，分发到各省，来劝诫其他人。
雍正期间，最有名的文字狱莫过于曾静、吕留良案。曾静本是一个湖南的老秀才，一天，读到了吕留良的著作，被书中的“夷夏之防”所感动。又听人说，当时著名的陕甘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这个老儒生就突发奇想，认为他会像他的先祖一样高举反清的大旗。于是他写了一封揭露雍正罪恶的文件，列举了雍正的弑父、逼母、杀兄、屠弟等十多条罪状，让他的弟子张熙到岳钟琪府上，商量谋反。岳钟琪看到这件事，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他是新朝的臣子，他的道义在清朝，老赵家的前宋或老朱家的前明，关他什么事？喜的是，现在朝中有人说他和年羹尧有关，他正好可以借此表一表自己的忠心。于是，二话没说便把张熙押到了北京。曾静是个软骨头，在朝堂上供认如流，于是雍正为了表白自己，写了本《大义觉迷录》。在书中，雍正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继位的细节说了一遍，针对朝野上下都在传说他的“弑父”等事情，一一加以反驳。
在如何处置曾静问题上，用雍正的原话说；“遇到此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雍正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命令曾静走遍大江南北，随着《大义觉迷录》的发行，讲解雍正的冤枉，上至宫廷，下至府县官学，无人不知。有言皇帝篡位者，有言皇帝是个好皇帝的，雍正本来只是想以正视听，可没想到，却达到了“轰动效应”。轰动的未必全是好事，雍正太要强了，他的心胸让他无法容忍一点的不好，他偏要喋喋不休地让曾静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白，一刀斩了不就一了百了。结果，将宫廷的那些秘事全部散布在人民面前。在他看来，曾静是为自己做了好事，在乾隆看来，这是大大丢了自家的脸，于是在乾隆朝曾静的脑袋还是没能待在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