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也是深恶痛绝。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严打
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出动正规军“清乡”，这成为广东的社会常态，一
直延续到民国。
根据张之洞的奏折，“清乡”就是要“示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围捕，痛惩积恶，重治窝家”。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两种。
广东官员指望“办团练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绝匪踪”的思路，在实施过程中，还大大促进了广东的各种地方势力迅速成为武装集团。为了供养这些民兵组织，各地不断出台土政策、土办法，向普通民众强行摊派，民间固有的宗族矛盾、区域矛盾，因为枪杆子的失控而更趋严重，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黑帮化”。
李鸿章接手时的广东，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清廷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是大不以为然的。梁氏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