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大阿哥代表光绪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同时，广东文武官员则云集于广州万寿宫，遥贺光绪皇帝。刺客趁机安放了炸弹，目标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偏偏没
有出席这一仪式，躲过一劫。
其实，康、梁对李鸿章的仇恨，一是因为对国内政情隔膜而致，二也因为保皇党急需一张“投名状”来显示实力。
李鸿章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康梁的敌人，他本人甚至不惮于自称“康党”。在前往广东上任的轮船上，李鸿章曾与幕僚闲谈，说奉太后命捉拿康梁，如抓住，功劳甚大，或许超过平灭“发捻”（太平军和捻军），或许还可以再进爵。李鸿章问侄婿兼幕僚孙仲愚：“是否康党？”孙干脆回答：“是。”李鸿章问：“不怕捉吗？”孙答：“不怕。”李鸿章说：“我不能捉你，我也是康党。陛辞时，有人弹劾我为康党。”
李鸿章对搜捕康党并不热心，极为敷衍。不仅对于康党，对于孙文的革命党，李鸿章也没将他们列入打黑的目标。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其中，当然多少有些“养寇自重”的意味，但更是李鸿章急于清理和稳定广东局面、令“朝廷无南顾之忧”的需要。
在京师及整个华北陷入大动乱之时，李鸿章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与康党和革命党之间的默契十分相关。这种默契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广东各界共谋“两广独立”并推李鸿章担任“总统”时，体现得更为清晰。
维稳
此时席卷了华北的义和团，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西方教会为了拓展传教而激化了乡村社会的固有矛盾。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二个月（2月24日），就严令地方官，切实划明牧师和教民的权限，不令藉教为护符，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则，以广东历史悠久的帮会传统，很容易与强势的教会及其背后的列强发生大规模冲突，局面会更难控制。
在约束教民的同时，李鸿章在处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气势，果断杀伐，不给英国进行外交甚至军事干预的借口。尽管在6月5日，英国议员还在国会宣称：“李鸿章如果不能平西江盗匪，英国将自行处理。”但李鸿章的雷厉风行，令英国难以下手，这也为广东在庚子年的大动乱中不至于糜烂争取了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