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汉军四路出击，逐击北匈奴。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扬汉军功业。此役，北匈奴20多万人降汉。永元三年，汉军出居延，将北匈奴单于包围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远的西方迁徙。此时，汉匈之间近300年来断断续续的攻防之战，终告正式结束。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
秦朝之时，农业社会相对强大，农牧分界线不断往北推移。汉初，匈奴强盛，又恢复了此前的农牧分界线。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反映了双方实力的角逐与矛盾的激化。而边疆的冲突对于南北政权而言，都可能引发内部的统治危机。
如果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在汉、唐之际，是以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一统来完成的；在农业社会政权力量衰微的时代，则是北方政权通过直接占领宜农宜牧区、强迫南方政权以岁贡等方式建构和平关系来实现的。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主轴之一是南方农耕区政权和北方游牧区政权的对抗。但从中华文明体的角度来看，则同时包含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协商机制。双方常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柔然与北魏，吐蕃、回纥与唐，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鞑靼、瓦剌与明朝，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汉匈关系显得尤为具有意义。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它为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提供了开创性的相处模式：由对抗而协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统，几乎涵盖了后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汉朝无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不将游牧社会纳入，中华文明难免就会局限在农耕区。最后，可能会同历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体那样，生命力难以长久，文化创造也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司马迁撰写《史记》之际，正处于汉朝和匈奴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但对于匈奴这样一个大敌，司马迁还是从族源的角度表达了认同。他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汉匈合为一家的重要观念基础。自此，“汉匈一家”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奉行的至高理念之一。
